“刚直不阿”精神的实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刚直不阿”精神的实质
　　郑文希
吴晗同志大肆宣扬的海瑞精神，其中突出的一点即所谓“刚直不阿”、“大丈夫”精神。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呢？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要我们加以继承和学习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刚直不阿”，是封建士大夫十分吹捧的一种精神，为了正确了解它，就必须同封建统治阶级本身，以及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基础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揭露其阶级实质。
超阶级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封建士大夫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豢养的臣仆，他们不可能离开统治阶级而独立存在。被吴晗同志吹捧为“刚直不阿”的典型的海瑞，为了替皇帝效劳，尽管宦途坎坷，已经七十二岁了，还劲头十足地应诏到南京做官。因为，“君为臣纲”，“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从来就是封建士大夫奉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海瑞的“刚直不阿”精神，正是同这种阶级的道德准则紧密相联的。
在一般情况下，“刚直不阿”多是封建士大夫用来赞美那些敢于犯颜直谏、敢于同权臣斗争的人物的精神。海瑞据说就具有这种性格。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一剧中更极尽其渲染之能事。那么，在封建社会里，为什么有一些人敢于“直谏”和“斗争”呢？
在封建制度下，保持封建土地占有制以及耸立在这种占有制基础上的封建王朝，这是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但是，农民起义的风暴，一再打击了封建土地关系，倾覆了一个接一个的封建王朝。在保持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封建国家方面，许多投靠皇帝的封建士大夫同封建皇朝有着共同的利益。许多有远见的封建士大夫也多少感觉到，“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换句话说，农民是剥削的对象，也是革命风暴的源泉。因此，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不得不有一个限度。
但是，残暴的封建统治者，又在不断挖自己的墙脚。封建统治者的贪欲是无止境的，这就必然造成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而引起同封建皇朝利益休戚相关的一部分士大夫的忧心。因此，他们或者犯颜直谏，揭露一些矛盾，或者出谋划策，妄图挽狂澜于既倒，或者进行几场内部斗争，抑制一些豪强的无穷贪婪和肆意暴行。但是，这些社会庸医的共同特点是，幻想保存现有的生产条件（封建制度），而避免它的社会后果；揭露一些次要矛盾和现象，他们的抑制豪强，是打苍蝇不打老虎，为了维护最大的豪强——封建皇帝的利益，而抑制其他小豪强的利益。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刚直不阿”、犯颜直谏、不避权贵的阶级本质。海瑞的《治安疏》也道出了这个秘密。他在《治安疏》的开头就说得很清楚：“可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他在疏中向嘉靖皇帝警告说：“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阶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农民起来暴动了，“君道”、“臣职”都保不住了。所以他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了明皇朝的“万世治安”，而冒死上疏的。海瑞的抑制豪强不过是为了在“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
这类“刚直不阿”的道德情操，既然从根本上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那末，所谓“圣君”自然就极力加以鼓励和提倡。这无非是一方面鼓励这些士大夫为他们鞠躬尽瘁，出谋献计；另一方面又把这些士大夫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用来揭发、弹劾和惩治那些危害封建皇朝法定利益的个别贵族集团。例如，宋朝包拯“立朝刚肃、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②，不就是起了这个作用吗？统治阶级还把
自己提倡“刚直不阿”精神，作为掩饰封建皇朝凶残本相、麻醉人民的鸦片，以欺骗老百姓相信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刚直不阿”的士大夫，来“解除”自己的苦痛，千万不可图谋不轨。
由此可见，“刚直不阿”精神是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只是经过加工制造，便具有一幅独立化的外表而已。在封建社会中，有些士大夫确实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种精神，并以此作为他们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必须透过封建统治者加上的庄严的圣洁的光圈，看到这种精神的阶级实质。
这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刚直不阿”精神，可以象吴晗同志所说的，被无产阶级移用于今天，“使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生产服务”吗？根本不能。列宁说过：“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③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决定了我们对人对事的根本态度。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同“刚直不阿”精神毫不相干的。
“刚直不阿”的精神是我们对待阶级敌人所需要的吗？根本不是。我们对于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充满了最大的阶级仇恨。鲁迅说得好：“横眉冷对千夫指”，就是说的对于阶级敌人要同他们作坚决斗争，以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刚直不阿”。
“刚直不阿”的精神能够移用于对待人民吗？根本不能。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④衡量一个人的道德面貌就看他是否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里所需要的正是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了人民，可以出生入死、不畏困难、不怕牺牲，根本谈不上什么“刚直不阿”。
“刚直不阿”的精神能够移用来处理同志关系吗？也根本不能。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们必须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互相帮助，加强团结。毛泽东同志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⑤就是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所谓“刚直不阿”的精神，同革命者的态度是多么格格不入。
“刚直不阿”的精神还能够用来对待党的领导和一切革命组织吗？完全不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具有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由于主客观的各种原因，有时的确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⑥对待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党，如果说还需要封建士大夫的“刚直不阿”精神，那岂不是奇谈怪论吗？
在我们党内和各种革命组织内部，还存在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在处理领导同被领导、上级同下级之间的关系上，也不需要什么“刚直不阿”的精神。在党内和革命组织内部，人同人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同志关系。所以有领导同被领导、上级同下级之分，只是由于革命分工的不同，而且这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党的原则、革命的原则来处理这种关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只能是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这一切革命美德，同封建士大夫的“刚直不阿”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可见，作为封建道德规范的“刚直不阿”精神同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根本不能移用于今天。否则，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知，就是要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
①《唐书·卢藏用传》。②《宋史·包拯传》。③《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五八页。④⑤⑥《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三、一○○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