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寨人在一起的日子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和大寨人在一起的日子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赵莹
一九六五年二月，我接受了《大寨田》影片的编导任务。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科教片能不能表现大寨，科学与革命干劲是否可以融合为一体？一连串的疑问，我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这时，上级领导给了我们重要的指示：“拍大寨的科教片，既要有大寨人，又要有大寨田，没有大寨人就没有大寨田。但科学教育片应该着重表现大寨田的科学技术。”
领导的帮助，使我进一步明确了：田是人种的，地是人整的，科学技术是人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离开大寨人的革命干劲，只谈大寨田建成的科学技术，显然是忽视了人的因素第一。
二月上旬到了大寨村。这里天气很冷，地还冻着，可是每天天不亮干部和社员们都上山了。他们有的劈山填沟，有的开石垒坝，有的在起圈、切草、沤肥、送粪……。晚饭后，社员们学毛主席著作，学时事、文化，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接近他们。看到大寨人这么忙，我想，还是先看看大寨的地吧。我爬上康家岭山，这时有几个社员正在挑着几筐炉灰往地里倒，我奇怪地问：“地里上炉灰，不破坏土壤吗？”“这是红土壤，粘性土壤，上炉灰能松土。”“光上炉灰？”“不，还要上粪”。后来我才知道和我说话的人，就是种地很有经验的贾承运。我又跑到泉水洼地方，看见几个女社员挑着一筐筐土往地里倒。我又很新奇地问：“大嫂，这土上又上土是怎么回事？”她回答说：“这不是土，是土羊粪。这是沙性地，沙多土少，庄稼长不好，要上土粪改土。”站在泉水洼往斜对面看去，一道蜿蜒的“万里长城”出现在远方。我不由得又问：“那是什么，好象万里长城似的？”“那是麦岭寨的岭梁地，明晃晃、光光的是土堾（土堰）。”原来在岭梁地上，大寨人都修了土堰。光滑、结实、明晃晃象墙一样的土堰连成了一道保水抗旱的“万里长城”。山坡上是一层层整齐的梯田，田边都有坚固的石堾（石堰），节节沟地上都有条条石坝。这些都是保持水、土、肥的措施。这时我暗暗想：大寨有干劲也有科学。我感谢社员们给我上了一堂科学课。
一个星期过去了，脑子里装了很多大寨人为革命种田的各种英雄事迹和各种科学措施。例如：三战狼窝掌、三试磷肥、玉米三深法等，以及一九六三年遭灾后提出的“三不要”、“三不减”等。它就象一本目录，排列在最初的印象中。
时间赶得紧，二月底必须写完剧本，不然就要耽误拍摄季节。但二月份能看到的东西很少，要写一年四季的情况，又不可能看上一年再写。就是真的看了一年写出来了，也不一定能用。陈永贵同志就说过：集体经济年年都有新套套，一年一个样，革命就是去旧换新。情况变了怎么办？这使我很苦恼。我想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过：一个人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己实践得来的，另一个是通过别人口述或书本得来的。毛主席的教导使我认识到，要想及时反映大寨，除了自己参加劳动亲身体验外，还必须深入了解大寨人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实践。大寨人有丰富的生产知识、科学知识；住在这里的科学工作者又系统地总结了大寨人种田的科学成果。又有陈永贵亲自担任本片的技术指导，农学家许运天担任科学顾问，只要深入地从各方面学习，在编写工作上走三结合的道路，工作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在大家的帮助下，剧本终于写出来了。为了拍下季节性极强的生产镜头，必须边审查剧本，边抢拍镜头。这时大寨人正抢修土地，怕误了季节影响下种，而我们抢拍镜头，也是怕误了季节，耽误出片。拍电影和生产有了矛盾。大寨的劳动力是不多的，但拍摄工作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人和地，在拍摄中还要讲光线、角度、场面和劳动者的情绪等等。有时选好角度，社员也来齐了，可是天阴了，不能拍，只好等着。等了半天太阳出来了，光线又起了变化，原来的角度不能拍了，只好重新另找。这就不得不把社员从这块地调到那块地，从那块地又调到另一块地……把社员调来调去，就要花费不少时间，以致影响生产。怎么办？这真是一个难题。后来陈永贵同志知道了，就主动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有顾虑，一九六五年的情况比一九六四年好得多，土地基本上恢复了，我们有力量配合你们。”他给我们介绍了大寨十几年的情况，并且坦率地指出了剧本的缺点，还亲自带我们到狼窝掌选择拍摄地点。党支部全体同志来看我们；全村社员对我们有求必应。这种热情的帮助，使我们增加了力量。但转念一想，我们不能无止境地接受大寨人的支援。解决矛盾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如何跟生产配合好，否则因拍摄时间太长，占用人力过多，将会给生产造成损失，这就不是科教片为生产服务，而是生产为科教片服务了！因此，我们实行了两学、两帮、三拜、三勤、三边等工作方法。两学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大寨精神；两帮是：互相帮思想、互相帮工作；三拜是：拜社员为老师、拜干部为老师、拜科学工作者为老师；三勤是：嘴勤，不懂就问，懂了就用；腿勤，勤爬山熟悉地形和地块，熟悉拍摄角度；手勤，准备工作做的快，拍的快，拍完了快收机器，快参加劳动；三边是：边写、边拍、边修改。与此同时，碰上时晴时阴的天气，我们也当机立断，拍与不拍赶快决定，不要叫社员等着，以免耽误生产。
我们还改变了以往只有阴天才参加劳动，晴天光拍电影不参加劳动的消极态度。全组同志每天不但扛着机器，而且还扛着劳动工具下地，拍电影和参加劳动结合起来进行。这样，我们接触社员的机会多了，熟悉生产的面更宽了，在共同劳动中，大家越来越熟悉了，谈心的机会也增多了。谈一次心，我们对大寨的人和事的了解就更深一层。经过一段时期，我们把从大寨人那里看到的、听到的都记了下来，经过分析研究，把它们充实到影片中去了。如：陈永贵教育青年的镜头，贾进财的劳动的手，大寨人的劳动的手等镜头。还有一些比较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如：“过去有人说，种地无巧，有肥就好；能耕巧种，不如懒汉上粪”。可是大寨人说：“种地需要巧，动手又动脑，懒汉上粪不如合理施肥”，又如：“红土地，粘性大，通气透水条件差，干了就象一把刀，湿了就是一包糟”，“沙土地，通气透水倒是好，就是水肥双不保，沙多、土少，庄稼长不好。”这些来自群众中的语言，有力地帮助了我们对镜头的处理，使我们把静止的土壤和肥料等镜头处理得比较活泼生动。
一九六五年，大寨田里的庄稼长的比一九六四年还要好，苗苗出的最全，我们常和大寨人一起估计着当年的收成。我们在剧本上虽然暂时用××来代替产量数字，但心里却想着：亩产一定过千斤，我们一定可以把丰收景象拍摄下来。那知从四月下种后到七月，一直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六月份火辣辣的太阳，从早到晚晒个不停，地里的苗苗干得卷起了叶子。七月十九日天气突变，疾风呼啸，阴云密布，等雨盼雨的心情使不少人跑出来看天，可是下了一场暴雨，集中的雨水带来了山洪，几十亩地被冲坏了，我们早就选好要拍的苗苗也冲坏了。雨后，大寨人赤着脚在泥泞的地里，又是垒坝又是扶苗。他们简直没有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八月十九日，又下了一场冰雹，玉米叶子打了个稀烂。九月四日到五日，刮了一天一夜的大风，将要成熟的谷子刮了满地。大寨田接二连三遭到了旱、洪、风、雹各种灾害，产量会怎样呢？《大寨田》影片又如何进行下去呢？我们真是又难过又着急。
后来昔阳县委领导同志知道了我们的苦恼，对我们说：“大寨虽然受了灾，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看，产量不会过低。你们可以把灾情拍下来，把大寨人抗灾的行动拍下来，把各种地上的庄稼拍下来，这样能进一步说明大寨人和大寨田为什么能经受住灾情的考验，教育意义也更大。”这几句简练有力的指示，使我醒悟过来。大寨明明遭受了灾害，我们还偏偏想拍风调雨顺的景象。这种脱离实际的想法，使我们没有把所有真实的灾情全部拍摄下来；也没有把大寨人面对灾情、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各种革命行动全部拍摄下来。例如：他们面对灾情提出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歪风邪气吹不倒。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抓紧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愚公移山》这一篇，不知学过多少次。更主要的是他们学了就用，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行动，对灾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这些，我们也没有如实地全部拍摄下来。以后，虽然用补救的办法抢拍了一些，但有些主要内容，如苗苗被冲倒后，大寨人把它们一棵棵扶起的场面，以及其他一些动人的场面，都因错过时机，无法拍摄了。
九月中旬，我们又投入了秋收拍摄工作。由于我们纠正了缺点，改进了方法，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并且还增拍了一些大寨田为什么能抗灾的主要科学根据——“海绵地”的措施等镜头。
当社员大会公布了亩产七百九十六斤时，我们和全体大寨人，高兴得睡不着觉。社员大会以后，大寨人审查了《大寨田》影片的样片。陈永贵同志和大寨社员们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一位八十岁的贫农老大娘对我说：“我二十年没有下过地了，年青的时候哪块地都去过，那是给地主干活。那时的地，都是小条条、小块块；多见石头，少见土。看了电影，才知道变化这么大。看那地好的呀，土堾（堰）明晃晃光亮亮的，石坝齐格楞楞的。这是咱大寨人听了毛主席的话，才有了今天呀！”大寨人，处处热爱毛主席。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年来，这些思想强烈地感染着我，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我们搞电影工作的人，也只有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很好地同工农兵结合，才能使电影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