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
——李大钊同志
范文澜　王南
其变者青春之进程，
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
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
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
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李大钊：“青春”
距今二十二周年以前，就在北平这个地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共同绞死了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是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也就是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胜利了，北平永远成了人民的城市，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来纪念大钊同志，我们不禁想到他所歌颂的“无尽之青春”，想要向他说，他以生命和热血所孕育的青春中国，已经“再生”了。今天在北平纪念大钊同志，这个富有意义的事实，又向我们证明了：凡与青春不老的人民相结合者，其人不老，凡与不朽的人民相结合者，其人不朽。
大钊同志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理论家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战斗者。这些方面我不多谈，只是极简单的提一提作为中国早期的历史科学家的大钊同志。
大钊同志在历史科学上的功绩，首先应该提出的，就是他所说的“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某些学者说“史学研究日趋严重，是人类精神渐即老成的征兆，在智力的少年时期，他们不很注意人间曾经作过的事物，却注意到那些将来人类所可作的事物，为的是兴奋他们，历史似应作成一个传奇小说的样子，以燃烧他们的想象”。大钊同志反对这种说法，他主张“很热心的去研究过去”，是为的“去照彻人生经过的道路”，“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大钊同志说“现代的史学告我们以有生命的历史不是这些过去的记录。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大钊同志说“本着旧史观所编的历史，全把那皇帝王公侯伯世们等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使一般人民对于所遭的丧乱，所受的艰难……不但不能反抗，抑且不敢怨恨……在这种历史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的自己。……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一个知识的发现，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现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象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
大钊同志自己坚定的认识到和再三的向人宣说“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这种历史观的思想上的渊源，就是他所要努力掌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而他所以要努力来掌握这种史观，则主要的由于他是一个要“变革”中国旧社会，要和“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中国新社会的革命者，由于他在学术上主张“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由于他相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的尤然。”（因为反革命反人民的家伙，一定要掩盖真历史，捏造伪历史，如目前的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均是——文澜）
上面这些摘录，都出自大钊同志所作的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他远在一九二○年一月出版新青年杂志上，即写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同年十二月又刊出他所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是中国早期企图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历史问题的尝试。正由大钊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和历史科学家，所以当一九一八年，大家欢呼庆祝“联军胜利”的时候，只有他能够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在当时中国，真可以说是独具慧眼。
总括起来，用大钊同志自己的语句来说，他的历史观，不是“拜古”的，而是“爱今”的，不是“天命”的，而是“进步”的，不是所谓“无所为而为”的“学问之趣味”，而是要“变革”社会“创造”社会的，而是主张“求真”与“有用”合一的。这种人民的历史观，富有战斗性的历史观，不仅高出与大钊同志同时期的一般庸俗的历史观，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可宝贵的。
最后，我要说明白，大钊同志有关历史学的著作很多，现在我所见到的却很少，以上只是就其著作中抽出一两点来谈谈。再有，大钊同志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家，在我们今天看来，其著作当然难免有不成熟的地方，但这恰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它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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