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同志告诉了我些什么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法捷耶夫同志告诉了我些什么
丁 玲
我忽然感觉到有一件大事要临到我身上了，以前我的确没有明显的意识到。当我在哈尔滨，在匈牙利，我计划过到苏联时一定要去作家协会一次，要了解苏联文艺工作的组织情况，以及他们在搜集材料，创作方法，思想上如何领导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最好不要错过机会，我抱有很高希望，但到现在，就是说快要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才忽然明白这是件极大的事呢。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是从我的周围，从苏联人民对于一个作家的特别尊敬而使我明确的感到的。
廿四号，也就是我见到法捷耶夫同志的头一天，我们从东方语言学校出来到工厂去的途中，我们坐在一个极宽敞极讲究的汽车里，我们总是高兴的在谈我们认为有趣的事，亚历山大（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她坐在前边车夫旁边，也掉转身子参加我们的谈话，并且和我开了一点小小玩笑，大家正怕笑声冲破了车子时，她却忽然象被什么唤醒了似的，用极其慎重的态度说道：“丁玲！你明天可以见到法捷耶夫了，你有什么不明了的问题，都可以问他，他会答复你。”我们全车都被她的语言和态度肃静起来了。我们听出来了“法捷耶夫”四个字的含意，这四个字是相当有分量的字，这是一个极不平常，是一个极被尊敬的名字，因此我也极为小心的问她：“真的吗？我几乎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知道最近苏联的文艺界天天都在开会，讨论几个共和国的文艺政策和戏剧的问题，法捷耶夫同志每天出席，并且要准备结论，他是很忙很忙，而我们留在莫斯科的时间又很短很短。亚历山大又用非常爱惜我的神气安慰我道：“真的，一定，法捷耶夫自己接见你，明天下午两点钟你可以见到他。”她的话说完了，眼睛却不离开我，她还有话没有说，却用眼睛告诉我了，我明白她的意思，语言的隔阂使我们减少了交换许多意见，但同志间的爱、真情，和希望却不一定要语言才能表达的，我便也报之以极愉悦和极其相信的笑，她满足的点了一下头，就掉过头去望前边了，车子内是寂静无哗。这天傍晚我们又去儿童宫参观，亚历山大不在，换了另一个同志陪伴我们，她在楼下等着我们，一见我从电梯口出来，象获得了一个宝贝似的，象替我贺年，又象替我拜生日或者有了什么大喜事一样的那样高兴说：“丁玲！你要见到法捷耶夫了，我听说他约你明天下午去见他。”和她同来的一个女翻译，也用极其羡慕的眼光来望着我替她翻译。并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合作社，又去织绸厂，陪伴我们的人虽然又换了，但她们对我的态度也仍然和昨天的那些人一样，时时用眼光来嘱咐，用小声说话来鼓励，我在被人所注意，好象我变得漂亮了似的，又好象我在做一件光荣的事，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出了，而且被这些感动，苏联的人民是如何的对待了他们的作家，法捷耶夫同志以他的“毁灭”，以他的“青年近卫军”，以他的很多论文，教育了苏联人民，他领导文艺工作，培养苏联青年的文艺作家，因此他得到了如许宽广和深厚的从人民那里来的爱戴和推崇。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我竟得和他见面，而且他要以一种兄弟之爱，同志的感情来帮助我，为什么不是一件极大极大极使人兴奋的事呢！
一点钟我回到了旅馆，柳芭（她的名字是波兹特涅耶娃，柳芭是她的小名，但我们都叫她柳芭而且叫得很熟了，所以还是写上我感觉亲切的名字好）。在等我，她今天担任我的翻译，她告诉我她愿意把她的翻译弄得漂亮些，因此事先要有些准备，她是一个研究中国文艺的人，对中国，尤其对解放中国抱着极端热情，对中国作家相当熟悉，过去翻译过我的“水”，现在正在从事鲁迅全集的翻译。她为我做翻译这件事，使我们两人都很愉快。我便在房子里述说我准备好的关于中国解放区文艺情况的简单的报告，她便去修饰着这些词句，可是没有完，也许才开头一点点便已经两点了，对外文化协会的叶同志已经在楼下等我了。我们不得不赶忙准备出去，叶同志直截用中国话同我说：“时间是很可贵的，我们走吧。”他的随便，亲切而诚恳的态度使我把他当一个极熟极熟的同志，我问他：“就只有这一次的会面吗？”他耸了耸肩歪了一下头不得已的答应：“就只这一次，你留在莫斯科的时间太短，我没有法子。”我还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我可以放弃别的参观吗？”他对我的埋怨也只用无可奈何的神气笑了一笑，于是告诉我今天还有戏剧家，还有领导剧院的人和出版家，并且告诉我人不多，并且解释说人多了，不好谈话。他虽然这样殷勤又将送来的书指给我看，我终究不能掩饰我的不平，我总觉得他太照顾我们的参观节目了，只给了我一次的机会。但也没有办法再商量了，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天，还要下乡去，后天就得离开莫斯科，还有什么好说呢。哪么走吧。
到了作家协会楼上的一间会客室，就来了几个人招待，叶同志向我一一介绍，有一位极深沉的中年人，是戏剧家维斯内夫斯基。另一位是写了第一骑兵队剧作家梭芙洛罗夫，他同我握了手便邀请我坐到那张摆满了茶点的长桌子面前去，我看见对着我的那面墙上是一张高尔基的大油画像。我正打算寒喧几句的时候，一个高大的人走到我面前了，用不着他们介绍，我明白了进来的是什么人，我站在他面前，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我的情绪纷乱了，有一百种想头和话语同时来到我的脑际，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望着他，而且不觉的叫了一声：“法捷耶夫！”
法捷耶夫同志很高大也很整洁，面孔非常红润，精神饱满，显得年青，但在他的有些象军官昂着的头上却覆盖着一层银色的发，虽然如此也并不显出所谓老人的慈祥来，还是一种大方而干练的气度。他问：“到了莫斯科多久了？从哪个地方来？”听说是从哈尔滨——从东北来，就很有情感的笑了说：“我在远东时间不短，那一带我是很熟悉的。”叶同志怕我不知道，又补充告诉我法捷耶夫的游击队就在远东，他到过海参崴。
我忽然倾吐起来了，我说我们解放区的作家都是在俄国文学的孕育下生长起来，俄国的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果戈理，是中国作家的老师，而苏联的作品则更教育着中国人民，如象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别克的恐惧与无畏，我们的解放军的干部，几乎人人都读过，再没有不受俄国作品的影响的，我个人更是在俄国文学的孕育下生长起来，中国这个民族特别能接受俄国文学是有它的原因的……我说法捷耶夫这名字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如何的熟识……我更说出我的兴奋。法捷耶夫同志很有趣的听着柳芭翻译，完了，他安详的说：“因为鲁迅翻译了我的毁灭，鲁迅的著作也翻成了俄文，苏联也很了解他的价值。”
我极简单的说明了我们战争时期所采取的一些文艺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以及如何来完成我们文艺上为人民解放战争与土地改革的任务，并且说到中国形势很快有个大的变动，因此文艺工作也许将要产生新的组织和领导方式，我希望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组织及如何领导的方法，以作为参考。法捷耶夫同志还没等柳芭翻完，就侧过脸来对着我，好象我能听懂他的俄语，而且就正象我很熟习的某些中国共产党的负责同志那样极亲切极肯定的说道：“我想首先要，现在一定要组织中央的文艺工作机关，如果现在不可能有，也必定要组织筹备会。这个组织是作家的团体，不能是联合团体（就是不要团体会员），也不需要那种联合团体，领导团体工作是党的，或者是政府的工作，作家不能都担负起来，作家头一个任务是写作，作家可以做一时的群众工作，但不是一般的群众工作者，我们是通过作家的作品去教育群众。我们（指苏联）头一个阶段也有这种情形，作家都作别的工作去了，忘记了去培养更好的作家。
“作品要提高，就要批评，作家要互相批评，批评家不必另有组织，这里最重要的是文学报纸，这是教育作家，教育读者的最好工具……”
他在谈话的时候，也常常问我些情形，当我一说明时，他便向梭芙洛罗夫他们笑道：“三十年前，我们不也是这样的情形么？”或者就向我说：“三十年前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他又告诉我：
“我们为了不要给有毒素的书给读者，一切在戏院上演的剧本和出版的书籍都必须经过审查，在最近两年内我们审查了一千四百个作品，被批准了四百，其中有两百个是莫斯科作家的，莫斯科共有九百个作家。”
梭芙洛罗夫也说每个剧本都必须拿来审查，先拿到作家俱乐部来讨论，经作家协会批准了，或者还须要修改，提供他一些意见，经改好后再拿到国家艺术委员会交剧院或剧团表演，观众若不满意，以后也就停止表演，假使作者或批评者有意见冲突时，那么重新再讨论。好的给奖，坏的给以批评，就在昨天还批准了两个天才作家的剧本。并且读者也不断的给作家以批评，帮助纠正，作家经常得到从读者那里来的书信，（苏联的工厂里，图书馆都有有组织的读者，）如同法捷耶夫同志的书（指青年近卫军）得到了一万两千封信，在全世界也没有和读者取得这样密切联系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