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的杂文——向党进攻的短剑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吴晗的杂文
——向党进攻的短剑 华　健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吴晗同志不仅“破门而出”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了许多篇历史论文，而且连续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他认为那几年是个“杂文的时代”，所以大写特写，其中收入《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的就不下百篇。他利用这种“短小犀利”的文体，说长道短、谈古论今，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恣意的攻击和谩骂。
如果说历史剧和历史论文是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长矛，那末，杂文就是他腰中的短剑。
就吴晗同志的杂文所涉及的内容来看，的确是很“杂”的，正所谓“左顾右盼，什么都想摸一下”〔注〕，但是“杂虽杂，也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借古非今”，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现实放冷箭。正如许多同志已经指出的，他在一九五九年六月，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发动进攻所写的《海瑞骂皇帝》，就是一篇充满了敌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其实何止此篇，早在《海瑞骂皇帝》发表的前两个月，在另一篇杂文《阵图和宋辽战争》中，就开始骂起来了。如他说：“打败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观主义皇帝所制阵图的罪过”，“相反，不凭阵图违背皇帝命令的倒可以不打败仗”，这里就已经贯穿了“骂皇帝”的主题。在同年五月发表的题为《人和鬼》的杂文里，吴晗同志又“借鬼讽人”，大骂所谓“活鬼”。例如：什么“死鬼虽然不存在，活鬼却确实有之”啦，什么“青面獠牙吓唬人，鬼头鬼脑的摆弄人”啦，还有什么“摆出鬼架子、鬼威风”啦，等等。经这一形容，真有点可怕，似乎吴晗同志仍然生活在人吃人的旧社会，而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这篇杂文里分明有股子“恨气”，“有根刺”“想朝什么地方戳它一下”！
吴晗同志写这些杂文时的“心情”是披露过的。他在当时写的《一个倡议》的杂文里就说过：“骨鲠在喉，非吐不可是消极的”；积极的则是“高兴得有话想说，非说不可，非写不可”，“不写，很难受”。在这种“心情”之下，写出了上述那样冷嘲热讽，指桑骂槐的东西，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以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打退了，于是吴晗同志对“罢官”和“翻案”的题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什么“海瑞罢官”“周忱罢官”“于谦罢帅”“廉颇罢帅”“斛律全家族的冤案”“胡惟庸的冤案”等等历史的僵尸，都陆续地搬了出来。与此同时，吴晗同志还以保护“新生事物”的面目，大反起所谓“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鼓励青年们树立“骨气”，埋头古籍去“寻根问底”。他在一九六二年夏天所写的一篇叫做《说谦虚》的杂文中，就曾经声色俱厉地指斥那些压制“新生力量”的人，并为所谓“异端”争取合法地位。他指控这些人的罪状是：
“他们满足于已有的知识、经验，满足
于当前的环境，对新生事物的出现，一看脸
孔蓦生，不是采取怀疑的态度，不加理睬、
不去注意，就是大喝一声：哪里来的异端！
一棍子打死。这样的例子不胜举，在自然科
学发展的历史中，有不少科学家认识了真理，
并且坚持了真理，结果被过去愚昧的统治者
杀死、烧死，他们的学说、著作也被禁止、
焚毁。”题目明明是《说谦虚》，忽然一下子又转到迫害科学家上面去了。人们不禁要问：这二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难道过去的统治者杀害那些坚持真理的科学家，就是由于他们态度不够谦虚吗？显然不是。吴晗同志在这里使用他惯用的手法在借题发挥。他接下去说：“但是，人可以被处死，书可以被烧毁，真理是杀不死、烧不坏的，不但一直流传下来，而且愈来愈发出灿烂的光辉。”原来他说的根本就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而是和《海瑞罢官》里所唱的什么“海瑞罢官姓名香”、“阴谋倾陷理不当”是同样的调子，仍是在为那些所谓“蒙冤受害”、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叫屈、鸣不平。只不过他又把“海瑞”换上了“异端科学家”，因而也就更加恶毒地把党影射成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了。
有什么样的实践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理论。——正象配合《海瑞罢官》、《李慧娘》的出笼，吴晗同志曾经先后写了好几篇谈论历史剧的文章一样，为了给他们的杂文建立一点“理论”根据，以便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自由市场”，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又抛出了一篇题为《多写一点杂文》的杂文。在这篇杂文中，吴晗同志俨然以鲁迅先生继承者的姿态大声疾呼，号召作家们“抓住问题”“对症下药”“多写一些杂文”，并且把二十多年前臭名昭著的所谓“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理论”，又搬了出来。他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假借了一个由头提出质问说：
“不知根据什么理论，似乎有人说，而今不是杂文的时代。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不可以有杂文呢？
我看，不但可以有，还应该多写才是。”
为什么要“多写”杂文呢？他的解释是：因为我们需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这种需要却没有得到满足：“一篇杂文发表了，这个提意见，那个忙于辩解，另一个则认为作者有意中伤，这样做的结果，杂文被扼杀了。”大家都知道，谁也没有提倡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用杂文笔法。而且，既然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也就要允许别人的反批评，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扼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杂文”同“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必然的联系。吴晗同志这里所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借以掩藏他要用杂文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本来，关于所谓“还是杂文时代”的“理论”，早已有了定论。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针对着这种“理论”的发明者反党分子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之流，进行过彻底的批驳。毛主席在当时就指出，这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他说：“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一次指出：“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毛主席在这两个“讲话”中，早已把什么是“杂文的时代”，什么是“鲁迅式的杂文”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了。这种科学的论断，揭破了问题的实质，妨碍了某些企图假借鲁迅先生的名义，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的人的手脚，所以他们就对毛主席这部伟大的历史文献，产生了极端的仇视。因此，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再地提出“还是杂文的时代”、“还是鲁迅的笔法”，来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而吴晗同志恰恰是在全国文艺界欢欣鼓舞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还悻悻然地质问“不知根据什么理论，似乎有人说，而今不是杂文的时代”，矛头不是指向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吴晗同志应该知道，“杂文的时代”这个词儿在文艺斗争史上已经成为“黑暗时代”的同义语了，它和杂文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倡多写一点杂文和把我们今天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杂文的时代”，完全是两回事。事实上，解放以来杂文的创作并不冷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利用它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事业，提高人民觉悟”，曾起过显著的作用。当然，在吴晗等人看来这些都不能算杂文，因为他们所要的“杂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才又提出什么“而今”是“杂文的时代”云云。
说到这里，吴晗同志可能要辩解：我也说过“我们的时代不是鲁迅的时代”，因而要“区别对待”呀，“我们斗争的对象是针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呀，只不过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呀。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尽管吴晗同志确曾说过“区别对待”一类的话，但他那许多篇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呼冤的杂文作品，却有力地证明了他对党的领导对革命的人民，不是进行什么善意的“自我批评”，而是恶意的中伤。许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别有用心的人，往往总是以冒充革命阵营内部“自我批评”的姿态来对革命进行袭击的。吴晗同志的杂文理论和创作实践，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说到“翻案”，《多写一点杂文》本身就是一篇翻案文章。不是吗，已经时过二十年，又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把那早已被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使用得破烂不堪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的武器重新捡了起来，找出种种理由加以提倡，这不正是要为这种“理论”翻案吗？这一点除了表明吴晗同志在那几年已经“翻案”成“癖”，同时也说明文化学术园地里的毒草，不管新的还是老的，本都是一条蔓上的植物，所以，它们的“理论”也是可以互相通用的。
按说，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但是，有一些妄想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拉着历史倒退的人，偏偏要重复地去扮演历史上已被人民唾弃了的角色。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好用吴晗同志谈论“活鬼”的那篇杂文中的一句话，再还敬给吴晗同志，那就是：
“大喝一声：你是鬼！揭穿他，让人人都知道，这是鬼！”
〔注〕《春天集》序。以下引文均见吴晗同志
《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不另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