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蒋家王朝的策士、美帝的帮办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吴晗——蒋家王朝的策士、美帝的帮办 黎斯群
提　要：吴晗的四十年代的历史，贯串着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黑线。在抗日战争后期，吴晗继承了文化买办胡适的衣钵，向蒋介石上疏对策，要蒋介石及早扑灭革命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吴晗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鼓吹“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自由世界。
吴晗丑恶的政治历史，始终贯串着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黑线。在四十年代，他已有了一套反动的理论、信条，并且干了不少罪恶的勾当。必须剥净他的画皮，使其真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同蒋介石一唱一和，坚决反共反人民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民主力量的再上升阶段。当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①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妄图把中国人民推向黑暗的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则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的路。
就在这个阶段，吴晗一再向蒋介石上疏“对策”。他的策论所禀的旨意，就是蒋介石的遗臭万年的《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说：
“三百年前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
吴晗立即根据这个“受策察问”的题目大做文章，写了《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和《论晚明“流寇”》。他的对策是：应当接受“历史教训”，“用全力来消灭‘流寇’”，及早扑灭革命力量。
《中国之命运》说：
“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常以社会风气为转移。”“在我们中国，当民族盛衰绝续之交，必有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兴起，来担当这旋乾转坤，改造风气的责任。”吴晗立即写了《论社会风气》。作为对策，他写道：
“特殊时代精神，社会风气”的形成，“大体上似乎与小百姓无干，治天下者的作用也只是推波助澜，主流实实在在发于中层的士大夫集团，加以上层的提倡，下层的随和，才会蔚为风气，滂薄一世。不管历史对所‘尚’的评价如何，就主流的发动而动，转变社会风气，也就是所谓移风易俗，只有中层的士大夫集团才能负起责任。”②
大家看，蒋介石和吴晗的君臣之间的倡随，何等上下相融，契合无间！
《中国之命运》说：
“我们要……树立民众的信仰，恢复政府的信誉，必须从政的官吏，治军的将领，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能秉承国父的遗教，实践革心的指示，各行其良心之所安？”
吴晗真是不辱君命，立即根据这个题目，写了《说士》。他的对策是：
“士原来受文事武事两种训练，平时治民，战时治军，都是本分。”
“士介在上下层两阶级之间，受特殊的教育，在平时是治民的官吏，在战时是战争的主力。”③
大家看，吴晗的“文士”、“武士”、“平时治民”、“战时治军”的对策，岂不是应蒋介石察问如何树立“从政的官吏”、“治军的将领”的信仰，来卑躬献计么？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反革命的“扫荡”战争，那是要靠“武士”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实施反革命的文化专制主义、“改造风气”，那是要靠“文士”的。吴晗的“士”论不仅借历史谈现实，而且直接颂扬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的大功，他的对策中就明明白白地说过这样的话：
“七年来的艰苦作战，文士不应独居其功，大功当属于前线流血授命的武士。”④
可见，“文士”“武士”云云，谈的不是历史。所谓国民党的“七年来的艰苦作战”，是对谁“艰苦作战”呢？对日寇吗？不是。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一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这里的“艰苦作战”显然是对共产党，是三次反共高潮！所谓“前线流血授命”，“前线”在哪里呢？在沦陷区的边缘吗？不是。吴晗在论明代“流寇”的危机时特别指出“西北”字样，这里的“前线”也暗示陕甘宁！
吴晗的这几篇策论，颇有其联贯性。蒋介石反共反人民，讲“文事与武备相应”，“总望我国学者，务使学术切于人生日用，文化归于建国的基业”，企图通过当时“复兴关”法西斯训练的方法，把中国推向黑暗的路。吴晗即承此旨意，脱颖而出，大谈“要提高士的社会地位，必须文事和武事并重，必须政治水准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这是全国所应全力以赴的课题”。他向蒋介石既献“用全力来消灭‘流寇’”之策，又献依靠“中层士大夫集团”来“转变社会风气”之策，而归本于“文士”、“武士”的“特殊的教育训练”和“特殊的精神训练”。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吴晗的策论并不完全是他的“创见”，所谓对“士”的“特殊训练”，即继承了胡适的衣钵。
“特殊训练”，这个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反动气味的用语，正是胡适的旧语汇。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就已这样教导过他的门徒吴晗：
“凡成为领袖人物的，固然必须有过人的天资做底子，可是他们的知识见地，做人的风度，总得靠他们的教育训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
“这种领袖人物的训育的来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阶级（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门阀，如日本的贵族门阀，如欧洲的贵族阶级及教会）的特殊训练。”⑤
吴晗毫不隐避，直接抄袭了这个反动理论来向蒋介石献策，他说，“士在政治上社会上负有特殊的任务，在四民之中独享教育的特权”，“不但受特殊的教育训练，也受特殊的精神训练”，“在这两种训练下，养成了他们的道德观念——忠”。⑥
胡适又说：
“领袖人物的资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⑦
根据胡适的真实思想，对这段话加以解释，那就是说，新式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必须受充分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现代训练”。
吴晗没有忘掉师教。当蒋介石高唱“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的调子时，吴晗的对策中所强调的是士大夫在“特殊训练”下所养成的“道德观念——忠”；而当蒋介石在美国主子指使下要妆点虚伪透顶的“民主”门面时，吴晗便搬运“充分的现代知识”、“充分的现代训练”，在《论民主政治》、《报纸与舆论》等文中大肆宣扬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且明确提出，“就今天中国而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民主，……主要的根据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吴晗所讲的作为“转变社会风气”之枢纽的“中层士大夫集团”，即胡适所讲的“领袖人才”；而胡适所讲的“领袖人才”的“特殊训练”，又是美帝国主义一贯主张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精神方面的控制”。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当时美国总统西·罗斯福的信中就已鼓吹“通过对中国领袖们在知识和精神方面的控制而将中国的发展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⑧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也公然宣称：美国“要训练不仅是教会的领袖人才，而且还有国家的领袖人才。”⑨可见，吴晗的献策中大谈“特殊的教育训练”和“特殊的精神训练”，其立论是渊源有自的，是从美帝国主义到胡适那里一脉相承的。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切反动文人和策士总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受过清华大学的“现代训练”、受过大文化买办胡适熏陶的吴晗，在向大地主阶级、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头子蒋介石上疏对策时，不能不在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观中表现出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复古主义相为结合的反动说教。
仰承美帝国主义鼻息，妄想走“第三条道路”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种中国之命运展开了决战。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挑动了内战；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当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⑩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科学预见。
就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吴晗四出奔走，活跃起来。他仰承美国主子的鼻息，使劲叫嚷内战的责任应双方分担，以配合美帝国主义“调解”的阴谋。他高唱“中间阶层”决定一切，率先倡导走“第三条道路”，鼓吹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自由世界”，以适应美帝国主义大力扶植“第三者力量”的需要。他重弹士大夫的“道德观念——忠”的老调，要人们接受“考验”，为美蒋反动王朝殉葬，妄图阻挡革命车轮的前进。在《论新基础》一文中，吴晗虚张声势，提出所谓“中间阶层”的政治方案。究竟什么是“中间阶层”呢？他说：
“中国的人口假定有四万万五千万，中间阶层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能够参加这新基础，坚强这新基础，任何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任何困难是可以征服的。”
这里，吴晗把“中间阶层”吹嘘成为了不起的神奇力量。然而与吴晗一起讨论“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费孝通却泄了他的底。所谓“中间阶层”其实既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谓“中间阶层”，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始终想在中国培植”的一小撮“一无力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即“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
费孝通是这样泄漏天机的：
“在本质上，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要维持国民政府的，……如果共产党真有获胜可能的话，美国必须设法阻止这战争的进行，以避免这样的一天；美国始终想在中国培植中间阶层，——第三者的势力，可怜的是中国第三者一无力量，美国也知道中国第三者无力，唯预备在建立第三者政府以后，再以大量贷款给予，俾借此以养成其力量。”?
费孝通把所谓“中间阶层”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而且他的消息是确有依据的。
让我们再听一听美帝国主义的招供。
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美总统特使马歇尔在离华声明中，呼吁“朝野的自由主义人士”出面领导中国政治，认为“此种自由主义人士为优秀人物之集合”，应使之“居于领导地位”。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司徒雷登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
“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作者注）内部的进步分子以及在政府外部的许多同情者，若我们表示有意帮助他们，将得到巨大鼓舞，并且，根据我的意见，他们将成为核心，我们很可以通过他们逐步实现我们对于中国的目的，以及对于世界的这一部分稳定的目的。但是若无我们这种援助，他们看来没有多大希望，而我们的政策上的任何权威性的表示，都将是很有力量的。”
艾奇逊的白皮书对司徒雷登的这一方面活动，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与中国政府领袖的会谈中，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强调了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使自由主义人士处于领导地位，削弱反动集团的势力，并推行基本的改革措施。人们感到，中国政府只有经由这种行动，才能成功地迎接中共的挑战，才能防止浪费自己的资源，才能有效地运用美国的援助。”
一九四八年，司徒雷登鼓励“中间阶层”的“自由主义人士”出来组织新党或团体，他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余曾称中国目前面临如此最严重之情势时，凡爱其国家者尤其曾受教育之爱国人士，似有一极大机会与责任，以群策群力研究何者为国家之问题，且唤醒并指导全国人民，俾使渠等得以实现民主政府，……余以为此辈人士可组一新党，而对政府作建设性之批评，亦可组成若干团体，以倡导若干有关改革之主张及进步之运动。……美国人民对此期待颇殷，俾其援助可得到最大效果。”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还在“鼓舞”“中间阶层”，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
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扶植吴晗所谓的“中间阶层”，对它寄予极大的希望。
这个“中间阶层”，完全不是什么“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而是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们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吴晗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狂妄地要把这一部分人组织起来，聚集成一股反动的社会力量，他这样大喊大叫：
“要建立一个以召集国是会议为中心的人民推动力量。”“人民的力量是潜在的，一个代表人民力量总和的组织，……在今天是必需的，应该使其立刻现实存在的。”?
吴晗在这里，比过去的“士”论更变本加厉，不仅用它来向美蒋反动派献策，而且已经坐不住、等不得，公然号召“立刻”成立“组织”，建立“力量”。
列宁说：“任何政治危机，不管其结局如何，也都会带来好处，因为它能使隐蔽的事物变为明显的事物，暴露政治上活跃的力量，揭穿各种欺骗和自我欺骗以及空谈和虚构，明显地指出‘事物的真象’，并且可以说是用强力把它塞进人们的头脑。”?事情正是这样。革命愈发展，美蒋统治王朝的危机愈深化，吴晗的反动政治面目就暴露得愈清楚。到了美蒋统治王朝濒于灭亡的前夕，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里没有什么“反对派”可建立，也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可走。在这个尖锐的问题前面，吴晗作了怎样的选择呢？
吴晗的选择写在《论士大夫》一文中。他说：“士大夫是站在人民普遍愤怒与专制恐怖统治之间，也站在要求改革要求进步与保守反动之间。用新命词来说是走中间路线。”?但是，吴晗不能不意识到这种“中间路线”已经很靠不住，真正的“考验”来临了。他假借历史，列举了两类士大夫。一类是“反正不管谁上台总有戏唱”的，典型的例子是《贰臣传》首列的钱谦益，还有侯恂、阮大铖、吴梅村；另一类是“为了他们的信念，为了他们的阶层利益，为了他们所保卫的特权而死”的；例如范滂、陈蕃、颜真卿……一直到杨继盛、杨琏、左光斗、史可法、谭嗣同。吴晗认为后者“都是士大夫，虽然失败，是有骨头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是忠于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的。”这里，再一次出现士大夫的“道德观念——忠”的反动调子，但已经不象过去向蒋介石上疏对策时那样欢欣鼓舞，而是充满着阴暗的色彩。
吴晗接着警告说：
“当两个朝代交换，或者是社会有很大的改革的时候，往往是对人的一种考验。现在恐怕又是到了一个考验的时候了，这考验包括你也包括我。”?
这篇文章是一九四八年春吴晗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一九四八年，美蒋反动派的败局已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已接近全国性的胜利，这不是什么改朝换代，也不止“是社会有很大的改革”，而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吴晗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提出这样的两种士大夫的“历史教训”，其反动立场难道还不够露骨吗？吴晗在这里向“中间阶层”进言：坚持美蒋反动派的“信念”，维护大地主阶级、大买办资产阶级的“阶层利益”，保卫这个阶级的“特权”，作好精神准备，为垂死的美蒋统治王朝殉葬，而勿列入《贰臣传》！
四十年代的吴晗，早就站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看过去，想今天，六十年代的吴晗出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好、翻案，并不是偶然的，而显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根源。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二五——一○二六页。
②《历史的镜子》第一——二页。
③④⑥同上　第六三——六八页。
⑤⑦《独立评论》第十二号。
⑧明恩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第二一四——二一五页。
⑨《爱丁堡大会文件集》第三卷第四二七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三——一二四四页。
?《谈美国对华政策》，南京《新民晚报》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
?《论新基础》，《民主周刊》第十五期。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七一页。
?《皇权与绅权》第七十页。
?同上第七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