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宣扬《三字经》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为什么宣扬《三字经》 余章瑞
一九六二年，吴晗同志发表了他的《谈〈三字经〉》。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同志对《三字经》赞扬备至，并为它的被冷落叫屈。
吴晗同志认为《三字经》有许多优点，“内容非常丰富”，是“小型中国通史”，“小型百科全书”。而且思想内容也是好的，教育意义更是大的。他说：“这书主张人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而且提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都是有道理的。”
吴晗同志列举了种种理由，推崇《三字经》，号召大家继承《三字经》的传统，学习《三字经》的优点。
吴晗同志提出的这个读经论，使人颇有“面熟”之感。原来这并不是他的新发明，而是“五四”以来文化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右派一脉相承的东西。不过吴晗同志在新的条件下，不得不伪装得更巧妙一些罢了。
早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九一九年，胡适为了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些附和的人纷纷发表议论，说什么“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一九二五年九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夕，孙师郑等发表了“读经救国”论。同年十一月，当时的教育部部务会议决议，规定小学生自初小四年级起必须读经，每周一小时，直至高小毕业。一九三三年，读经的嚣声刚刚过去，所谓“第三种人”之一的施蛰存又劝青年读《庄子》、《文选》、《颜氏家训》了。这一回不是挂起堂而皇之的“救国”的招牌，而是说只介绍给青年作为“文学修养之助”，“道德修养”之助。大家知道，这时候，正是国内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展开“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的时候，“第三种人”大肆宣扬读经，让青年到故纸堆中去觅字汇，去修身养性，其用意当然是十分反动的。
吴晗同志的新读经论，正是胡适、孙师郑、施蛰存等人的反动主张的继续。“五四”运动以来的有关史实告诉我们：每逢天空出现暂时的乌云，阶级斗争深入开展的时候，反动的复古的思潮总会重新出现。这正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三字经》果真是如吴晗所吹捧的那样一部“好书”吗？不，绝对不是。
一、《三字经》开宗明义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怎样看待善同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离开人的阶级差别而讲什么人性本善，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对劳动人民布设大骗局。根据“性本善”这个“理由”，凡是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起义、抗争，等等，就都是恶的了，都是由于“苟不教，性乃迁”之故。这种超阶级的性善论，正是毒害劳动人民斗争意志的麻醉剂，而吴晗同志却说：“这书主张人性本善”，“是有道理的。”
二、《三字经》宣扬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九族十义。它教人“首孝弟，次见闻”——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是首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它教人事事忠诚于封建宗法制度：“君统臣，父领子，夫率嫔”，“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弃。”“此十义，人所同。”它是一本彻头彻尾宣扬和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伦理道德的书。
三、《三字经》教人热中名利，致力于仕途显达。它告诉人，只要勤学苦练，就有出头之日，就可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如：“头悬梁，椎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愈于后”。它是一本为封建地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书。吴晗同志曾向青年们宣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是否能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不难看出，他所贩卖的成功秘诀，正是《三字经》中大力鼓吹的这一套。
再说，《三字经》是不是一部“小型的中国通史”呢？不是。《三字经》叙述了一串封建王朝的名称和沿袭，但远没有把封建社会的历史叙述清楚，更不用说叙述正确。请看：“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究竟给人什么丰富的内容？“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究竟给人们多少历史知识？以往有多少劳动人民读懂过它？今后谁还能从它获得什么历史知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人们不禁要问：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提倡《三字经》？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二年提倡《三字经》？二十年代的读经救国论者，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不是不知道《论语》何尝感化过德国兵，《易经》不能咒翻潜水艇，不过是“在硬化的社会里”，“故意妄行”罢了。那么，六十年代新读经论者的目的何在呢？它仅仅限于要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念“人之初”吗？
《谈〈三字经〉》一文，出现在一九六二年，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九六二年前后，正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大肆反华，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分子趁我们遭受暂时困难而企图复辟倒算的时候。吴晗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他进行复辟活动的大好时机到来了。于是他怀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的仇恨，向党向社会主义放出一支支毒箭，《谈〈三字经〉》就是其中的一支。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重新统治人民。对此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