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座谈之名　行反党之实 [复制链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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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座谈之名　行反党之实
邓拓召开了一次为吴晗开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反复强调，对《海瑞罢官》不要“千篇一律”地作政治批判，企图把人们引向迷途。他还鼓动人们要“解放”资产阶级“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
黄义昌　张祥辉　王会业　刘增起　金漪涟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高炬和何明的文章以后，《北京日报》包庇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幕已经被揭穿了。我们再揭露一件邓拓和《北京日报》一起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邓拓以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之名，在市委召开了“北京市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邓拓作了开场白和结束语，《北京日报》某负责人也参加了。这实际上是一个为吴晗开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
邓拓在开场白中便别有用心地要我们“不要随便听谁的话”，并且极为恶毒地说：“以前就有这种情况，一个支部书记说错了话，你反对他，他就给你扣上‘反党’的帽子，实际上是反他。”接着，他虽然不得不说真正听党的话是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但是又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叫我们谁一定要听他的话，而是要求我们克服盲目性，……大可不必盲目地去听。”这不是仍然叫我们也不要听毛主席的话吗？难道听毛主席的话就是盲目性吗？难道听党的话只是听党中央的话而不应该听基层党组织的话吗？邓拓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吴晗同志也不是一无是处。”
邓拓还竭力为吴晗的政治错误进行了辩护。当时，中央民族学院有一位同学在发言中举例说：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宣扬退田，就是煽动人民搞“单干”，要挖社会主义的墙脚。邓拓听后就沉不住气了，他反问道：“是吗？一九五九年就有‘单干风’了吗？在什么地方？”那位同学回答说，一九五九年他在一个地方工作，那里就闹了“单干风”。邓拓还故意再三反问“是不是真的”。那位同学肯定说“一点不假”。这时，邓拓才装糊涂说：“啊！真有这么回事，我还不知道。”
邓拓在会上反复强调这次大论战是“学术问题”，“必须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办事”，并且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他说：“过去在这方面的方针执行得很不够，有的地方，报纸上一批评某人”，“被批评的人一下子被打到海底去了”。他还鼓动我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要摆事实，讲道理，采取商榷的态度，不扣帽子，力求创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空气，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看法”。《北京日报》某负责人当时也跟着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很显然，他们是打着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旗号，要我们去“独立思考”，企图把我们引向迷途，要我们跟他们一道去为被人民“打到海底去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也是要我们跟他们一道去为吴晗之流作辩护。
邓拓还“告诫”我们“要避免连篇累牍，千篇一律”，口气显然是觉得很多报纸批判吴晗的问题是“连篇累牍”了，是“千篇一律”了。《北京日报》某负责人也不厌其烦地重复，文字“不要一般化”，“要具体分析一个问题，从一点突破全局。如平冤狱，平的是谁？海瑞有八个案子，有争财产的……”。要我们回校后把《海瑞集》多看看。两人同出一辙！其目的是要我们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放下阶级斗争的武器，不要谈政治问题，单纯谈学术问题。
邓拓说：“你们不要先有框框。谁的意见是对的？谁的意见是错的？如果先有框框，走下去，一定要犯错误的。一边倒是不是能分辨出真理来？不一定。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正确。”又说：“你们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研究历史的，如果你们不研究和解决《海瑞罢官》讨论所涉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等问题，那末你们就无法谈历史，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也就只能成为虚无主义的空白点了。”邓拓就是这样地企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到具体历史问题的争论上来，避开《海瑞罢官》中的核心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北京日报》某负责人也说：“这个问题涉及的面是很广的，包括历史观、道德观等问题，而不仅只是《海瑞罢官》的问题。”并且还给这场革命加了许多“罪名”，胡说什么中学教师现在“感到不好教书”啦，“有人不敢写历史剧了”啦，“有人不敢谈继承了”啦，等等。总之，所有这些充分暴露了他们对已经开展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