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姐妹》是黑线射出的毒箭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舞台姐妹》是黑线射出的毒箭
上海永大染织一厂影剧评论小组
看了电影《舞台姐妹》，有的同志说：“这部影片的气味很臭！跟夏衍、田汉、阳翰笙解放前搞的电影，简直是一个路子，一个调调。”我们觉得这话很对。这部影片打着迷人的幌子，运用隐晦的手法，竭力鼓吹资产阶级个人奋斗，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产物，它是“三十年代”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结合起来的一支毒箭。
宣扬个人奋斗，歌颂错误路线
三十年代电影的主人公，大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个人奋斗的“英雄好汉”。作者为他们个人奋斗的胜利大唱颂歌，为他们个人奋斗的挫折或失败大鸣不平。这种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在三十年代已经是反动的了，到六十年代的今天，更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但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仍在竭力兜售这种个人奋斗的腐朽透了的黑货，影片《舞台姐妹》的主人公竺春花，就是他们精心塑造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典型。
在影片里，竺春花被描写成一个不受利诱，不慕虚荣的“清清白白”的“好人”，不畏强暴，不受凌辱，敢于抗争的“英雄”。剧团唐经理要竺春花她们演《马寡妇开店》，低声下气地央求，竺春花一口拒绝；女流氓沈家姆妈要收她做过房女儿，捧上了崭新的行头，她不理不睬；地痞绍兴阿炳，要她去唱堂会打秋风，她拒绝不干；越剧皇后商水花上吊自杀后，她敢于出面斗争；潘委员等以子弹威胁，她一笑置之，照样演她的《祝福》。是什么使她“敢作敢为”的呢？一句话，是靠她“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得来的，是靠她个人努力奋斗得来的。编导者告诉我们：只要依靠个人奋斗，成了名，成了家，就有了靠山，有了资本，有了一切；就可以为所欲为，别人动不得她一根毫毛；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人权”、“人格”和“自由”，不受“任何人”的束缚，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和欺凌。影片编导者不仅突出地渲染了竺春花个人奋斗的“英雄”行为，而且热情地歌颂了竺春花个人奋斗的“胜利”。你看，竺春花拒绝演《马寡妇开店》，唐经理奈何她不得，拒绝唱堂会，绍兴阿炳拿她没办法；她想占用戏馆，唐经理只得应允，她要演新戏《祝福》，潘委员之流束手无策。编导者也装模作样地写了一点所谓“迫害”，什么《祝福》禁演啦，什么潘委员、唐经理指使和尚阿鑫暗害她啦，等等，但目的是歌颂她个人奋斗的胜利。你看，反动派的法庭不是掩盖他们罪恶勾当的场所，相反地，竺春花成了精神的审判者，一席“慷慨陈词”，使法官手足无措，使潘委员、唐经理的阴谋宣告破产。脱离党的领导，脱离广大群众的斗争，仅仅依靠个人单枪匹马的奋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斗倒敌人，赢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这就是编导者告诉我们的结论。
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影片展开的背景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年，这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这是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波澜壮阔的斗争的时代。影片回避了激烈的革命风暴，把一场姐妹之间的恩怨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纠葛，冒充为阶级斗争，这本来就是错误的。在这个基础上，影片的编导者又进一步宣传这样的观点：这种
“阶级斗争”，只要依靠竺春花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就能获得胜利。我们知道，阶级斗争的任何一个胜利都是和党的领导以及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这种胜利绝不是什么依靠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取得的，也绝不是象电影中的竺春花，在反动派的法庭上，用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再加上几个群众的嘘声就轻而易举地能把反动派击败的。影片歌颂的竺春花为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在台上昂头做戏，在台下挺胸做人”所进行的“斗争”，纯粹是个人的奋斗，这同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完全是两回事；为了美化竺春花，影片甚至把广大群众描写得麻木不仁，超然在斗争之外，极尽丑化之能事。这样的斗争能获得胜利吗？
这里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影片通过竺春花“英雄”故事，显示这种不顾一切的盲动冒险斗争，是正确的，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样，当然不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了。十几年来，象这样专门歌颂错误路线的作品，决不止是《舞台姐妹》一部电影。
鼓吹资产阶级人性和人情取消阶级斗争
影片还竭力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和人情，大谈“姐妹之情”，“父女之情”，“师徒之情”，企图使人们相信，人与人之间只要有了“真实感情”，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竺春花和邢月红的关系上。她们姐妹两人来上海唱戏成名后，由于邢月红的自己“犯贱”，背叛了父亲“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的遗嘱，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她不仅委身于唐经理，过着寄生虫的生活，而且直接和竺春花作对。她再度登台唱戏是为了抢竺春花的舞台；她听从了潘委员、唐经理的指使，充当了暗害竺春花的工具。似乎把她们之间的关系写成一种对立的状态了。然而作者这样描写，正是为了贩卖人性论的货色，为了使她们这种对立的关系在“人性”“人情”和“爱”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你看，竺春花对于邢月红的堕落，不正是充满着一种人性的同情吗？她企图以“真挚”的“姐妹感情”来感动她。当她听到月红决定嫁给唐经理时，她气愤已极，随手一记耳光，接着就是两行热泪。竺春花这时的心情是既恨，又痛心，又爱。她恨的是邢月红没有按照师父临终时的教导，没有清清白白地唱戏和做人；她痛的是今后姐妹将东西分离，姐妹情难以割舍。这两点都是建筑在爱的基础上的。而表现他们姐妹之情的最高潮是在敌人的法庭上。潘委员、唐经理把邢月红推上法庭，目的是为了把政治案件化为“姐妹恩怨”，使“姐妹之间恩断义绝”。当时的邢月红已经完全被他们征服。可是她出庭以后，一见春花就欲言又止，失去了勇气。因为是姐妹情深，不忍下手，正在紧要关头，春花在旁站了起来。她没有揭露敌人的阴谋，而是大谈姐妹之情，说什么“尽管她是鬼迷心窍，人鬼不分，她堕落了，可是她再堕落也决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她宣告：“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这办不到！”这就是说，不管邢月红堕落到什么地步，她还是
“人”，还会认“姐妹情”，“姐妹情”高于一切。你看，天底下还有比这对姐妹感情再深的吗？无怪乎月红要被感动得当堂昏倒，唐经理不知所措无法招架，伪法庭也弄得不可收场了。当然竺春花也由此而得到彻底的“胜利”。这简直是奇谈！毛主席告诉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对于邢月红这样一个已经堕落而且已经跟反动派一起的人，经过三言两语所谓真实感情的感动，就会立即悔悟过来，这不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吗？影片编导者所以要把竺春花和邢月红的关系作这样的处理，目的是为了贩卖“人性”“人情”“人类之爱”这种修正主义货色。
大家知道，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大多是这类竭力宣扬普遍的人性、人情和人类之爱的作品。现代修正主义所宣扬的也是这一套货色；《舞台姐妹》也是同出一辙。这就充分证明，《舞台姐妹》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影片，是“三十年代”文艺的一个变种。
拔掉这支大毒箭，彻底消毒
建国后的十几年来，文艺界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长期垄断着、控制着文艺界，不时刮起一股股妖风，到处猖狂进攻。在三年困难时期，这种进攻发展到了顶峰，从理论到创作，射出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贩卖了大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黑货，竭力制造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散布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的谬论。影片《舞台姐妹》就是在他们大力支持和鼓励下精心制作的一个样板，一支迷人的毒箭。它把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的人物，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的道路，装潢一下门面，重新拿出来贩卖，妄图通过宣扬个人奋斗，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取消和反对党的领导，取消和诋毁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一定要拔掉这支毒箭，彻底铲除这棵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