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锁”斗，同资产阶级“权威”框框斗 我们的氧气瓶是斗出来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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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锁”斗，同资产阶级“权威”框框斗
我们的氧气瓶是斗出来的
上海耐酸搪瓷厂工人工程师　孟德和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和厂里的同志们花了六年多时间，不断摸索，不断改革，终于造出了质量符合要求的氧气瓶，在我国工业生产领域里填补了一项空白。国产氧气瓶的诞生，是发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志气，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结果，也是突出政治，藐视资产阶级“权威”，打破洋框框的结果。厂里同志们都说，我们的氧气瓶是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斗出来的，应当叫它“争气瓶”。
决心同帝国主义较量较量
我原来是上海十八白铁社的白铁工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到地方国营上海耐酸搪瓷厂工作。
那个时候，耐酸搪瓷厂刚刚从生产日用五金搪瓷产品转业生产工业搪瓷反应锅。起初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大量的是手工操作，重体力劳动，产量很低。后来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同志们大胆革新，改进工具，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新的矛盾：氧气供应不上了。厂里每天需要五六十瓶氧气，但是炼气厂只供应我们四五瓶，经常有一百多个工人停工待“气”。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们一些氧气呢？一了解，原来不是氧气没有，而是生产出来以后没有瓶装。
氧气瓶过去一直靠国外进口，美帝国主义把它列为对我国禁运的物资。还有一些国家，晓得我们不会造，就乘机大敲竹杠，要我们用十吨钢材换一只氧气瓶。我们听了，气坏了，决心同帝国主义较量较量，自己动手来造。
当时，大伙都不懂制造氧气瓶的技术，只能土法上马，来个“依葫芦画瓢”。我们用十六磅、二十四磅的大榔头，把钢板敲成个圆筒，用电焊焊起来。单层的不耐压，就搞双层的；双层的还怕不保险，又加上七道箍。经过三个多月，失败了五十多次，第一批氧气瓶搞出来了。这种氧气瓶，象只大型的热水瓶，重量有一百二十八公斤，比一般的氧气瓶重一倍多。有些人看了，说它太不象样子，有个工程师甚至批评我们浪费国家财产，叫我们不要再搞了。我们想，任何一件新生事物的产生，总要经过一个从低到高、从差到好的过程。我们的氧气瓶现在虽然“不象样”，将来总归会象样的。既然造出来了，就一定能够把它造好。我们决定坚持干下去，让事实来作结论。
从此，花了六年多的时间，进行了五次重大的改革，使氧气瓶的结构不断完善，质量不断提高。
中国工人的志气“封锁”不了
第一次改革是一九五九年我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后开始的。在群英会上，一位负责同志说：“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志气的。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是我们的责任。”这几句话，说到了我的心里，也好象一副担子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氧气瓶搞上去。回到厂里，在党组织的支持下，我就和同志们一起动手改革氧气瓶。但是，当时有少数人有不同的看法，向我们吹冷风，说什么“敲敲洋铁畚箕的白铁匠也想搞氧气瓶，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个在外国留过学的氧气工业“权威”人士说：“中国要造质量好的氧气瓶，至少再过二十年。”听到这些话，我们并不泄气。我想，搞氧气瓶是为了国家需要嘛，又不是为了那一个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工人的责任。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几句冷言冷语，休想动摇我们的决心。大家经过努力，搞成了一台土包扎机，把两层钢板扎紧，减少空隙，增加了钢板的强度；又去掉了氧气瓶里的七道保险箍，使瓶子减轻了十多公斤。这么一改，氧气瓶比原来提高了一步。
但是，七道箍去掉后，瓶子还是双层的，材料花得多，搬运又不便。我们就打算搞第二次改革。
正在这个时候，领导上要我参加一个代表团出国访问。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乘这个机会到国外学一点制造氧气瓶的知识。我们到了苏联基辅，我们提出要参观氧气瓶工厂，他们推说：“这里的参观计划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到列宁格勒去参观吧。”到了列宁格勒，没有想到他们拉下了面皮讲：“氧气瓶厂是保密的，不能参观。”这时，我真气炸了。他们的氧气瓶厂敞开了大门给英国人美国人参观，却对我们“保密”！回到旅馆，我就把随身带去的《毛泽东选集》翻开来读。毛主席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毛主席的话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想：外国人有一双手，我们也有一双手，外国人有一个脑袋，我们也有一个脑袋，外国人能搞出来，我们为啥不能搞呢？何况我们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难道一只氧气瓶也搞不好吗？让帝国主义禁运吧，让修正主义封锁吧，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定要自力更生，争一口气搞出氧气瓶，给他们瞧瞧！
回国后，我就把在国外碰钉子的情况告诉了厂里的同志，大家都憋了一肚皮气，说：“他们能够封锁产品、封锁技术资料，但是他们决不能封锁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
从反复实践中摸索规律
第二次改革开始了。我们花了几个月，用土办法造了一台“轧圆机”，同时又采用强度较高的钢板，增加了瓶身的耐压强度，把双层瓶改成单层，重量又减轻了二十多公斤。
单层氧气瓶试制成功后，还不够理想：要在瓶底装上一个“脚圈”，才能使瓶身直立起来。我又和大家商量搞第三次改革，打算把半球形的瓶底改为凹形底，去掉“脚圈”。当时碰到了一个难题：瓶底要凹成什么样的形状，平一点还是尖一点，瓶底的厚度和瓶壁的厚度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才能经受同样大小的压力？求出这个计算公式，需要有力学与高等数学的知识，据说国外也没有完整的资料，就是有，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们。我们想，没有计算公式，我们就不能够搞吗？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计算公式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实践，那来什么公式？我们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采取“笨”办法一只一只试验，失败一次，改进一次。摸索了两个多月，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形状和厚度比例，搞成了凹形底，去掉了“脚圈”。
经过三次改革，氧气瓶的质量大大提高了一步，不过，瓶口和瓶底还是焊接上去的，不仅质量不好，而且费工费料。针对这个缺点，我们提出了第四次改革的课题：采用机械收口的办法来代替焊接。
我们到处参观访问，跑书店翻资料，寻找收口方法。有一次，我到食堂劳动，看到炊事员在捏包子，他的动作引起了我的联想：机械收口不是同捏包子一样的道理吗？但是面粉可以用手捏，烧红的瓶坯用什么东西去捏呢？后来，参观了一家机锻厂，看到他们用汽锤来锻打烧红的钢锭，就象捏面团一样。可是，问题又来了，我们的氧气瓶有焊缝，焊接的东西是否可以锻造呢？我们就去请教有关部门。有的专家冷冷地对我说：“做氧气瓶不象做啤酒瓶那么便当。焊接的氧气瓶要锻造，这在世界文献里还没有看到过。”到底怎么办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实践论》。毛主席说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启示。我想，书本上的东西是前人经验的总结，书本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创造吗？如果样样事情都要等书本上有了再去做，那么在没有书本以前，人就不要过日子了吗？我们就拿了氧气瓶的坯子到一家熟悉的机器厂去试验。试了六天，搞出三只“收口”瓶，检验的结果是一只好，两只坏。当时有人说：“搞了六天两只坏，一只好，可见好是偶然的，坏是必然的。”我想，毛主席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吗？既然有一只好的，为什么不能做到只只好？任何事情开头总是难的，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够摸索出它的规律。我们经过分析，发现好的一只温度烧得高，操作时速度也比较快，收好口以后还是红的；其他两只温度比较低，锻打到后来冷得发黑了。我们还查出了其他几个原因。这样一来，大家的信心就足了，肯定机械收口的办法是行得通的。我们就自己造了一台收口机，继续试验下去。经过上百次的失败，单是模具就改了五十多次，终于摸清了温度高低、速度快慢、锻打轻重的规律，做到了只只好。
到这时候，氧气瓶已经改革了四次，重量从一百二十八公斤降低到七十八公斤，生产工序比原来减少了二十四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八倍，单位成本也比原来降低了百分之六十二。当时，国家迫切需要氧气瓶，上级领导部门就组织了一个鉴定委员会，请各方面的专家参加，对我们的氧气瓶进行全面的鉴定，以便早日列入国家生产计划。
敢于藐视资产阶级“权威”
可是，就在鉴定的过程中，各种洋框框、洋教条一起跑了出来。我们同轻视群众、轻视实践的资产阶级“权威”开展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一个是关于氧气瓶的瓶底问题。在鉴定会上，有个教授问：“氧气瓶上的这只凹形‘底’，你们有没有数据？”
我们说：“数据我们一时还拿不出，不过从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质量没有问题。”
教授仍然不同意，说：“没有数据，凭什么来鉴定瓶底的耐压强度呢？”
我们说：“作为一份完整的技术资料，应当要有数据，但是现在国家急需氧气瓶，为什么不能先根据实际使用效果作出鉴定，然后再去探求数据呢？”
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说，那位教授一定要我们拿出数据，不然就不肯在鉴定书上签字。
我心想：我们办事情是要有科学态度，但是，什么叫科学态度呢？难道不是从实际出发，一切通过试验吗？难道闭眼不看事实、死抱住公式不放就叫科学态度吗？
看看争论不下，大家就决定抽样进行爆破试验，让实践来作出结论。
试验的时候，一连爆破了十一只氧气瓶，质量完全符合要求。事实胜于雄辩，那位教授也就在鉴定书上签了字。事后他又派了一批大学生到我们厂里来搞毕业设计，专门计算这只凹形“底”的公式。他们做了应力测定，搞了厚厚一大叠数据，求出了这个公式。结果证明：我们这只凹形“底”的强度，超过了保险系数。
鉴定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的另一个问题，是氧气瓶的“收口”行不行。有个工程师，是高压容器的专家，他硬说我们的氧气瓶“收口”（就是象捏面团一样捏拢来的地方）有裂纹，不符合高压容器的质量要求，还找出了不少书本上的“根据”。从鉴定会开始以来，不论谈什么问题，这个人总是摇头，从来没有点过头，至于怎么样才行，他又不表示正面意见。现在他又来对“收口”问题摇头了。他一摇头，有的人也随声附和。我们就指出，这不是裂纹，是工艺加工形成的皱折。大家对“裂纹”“皱折”两个名词争了半天，最后算是承认了“皱折”。但是，那个工程师还是固执地认为，即使是“皱折”也不行，有皱折就有细缝，有细缝就不安全。我们说，这不影响安全，美国的氧气瓶也有皱折。他仍旧摇头，不相信我们的话。
怎么办？还是让实践来下结论。我们把自己的氧气瓶同美国的氧气瓶进行金相分析，作了对比。结果发现：美国氧气瓶上的皱折，比我们瓶子的皱折还深。这个对比，对于迷信洋框框的人很不利。不是吗？美国氧气瓶皱折深，他倒深信不疑，看成宝贝；我们瓶子的皱折比美国的浅，他们反而摇头。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连皱折也是美国的好吗？真笑话！我们把金相分析和对比的结果在鉴定会上摊开来，摆事实，讲道理。那个工程师看到他崇拜的美国氧气瓶也有皱折，才无言可答，最后在鉴定书上签了字。
经过这次鉴定，我们的氧气瓶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进行生产，供应全国各地，填补了我国工业的一项缺门，粉碎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禁运、封锁和刁难，也冲破了洋框框的束缚。我们全厂同志自豪地称它为“争气瓶”。
坚决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氧气瓶虽然正式生产了，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一九六三年六月，我到北京开订货会议。各地代表川流不息地到我们住的旅馆来，要求多给一点。他们问：“为什么不多生产一点？”我再三向他们解释，我们现在生产的氧气瓶，是硬碰硬要电焊工焊起来的，培养一个电焊工不是几个月的问题。他们就提出意见：“那么为什么不生产无缝的氧气瓶呢？无缝瓶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
听了各地代表的意见和要求，我非常难过：国家这样需要氧气瓶，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制造无缝氧气瓶，我老早就想过了。他们一提出，更加强了我的决心。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就设想制造无缝氧气瓶的方案。这几年来，我不论在那个地方参观、学习、开会，凡是看到对制造无缝氧气瓶有一点启发的东西，都把它记在笔记本上。回厂后，我把笔记本翻出来，反复思考，并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我和其他几个同志搞出了一个初步计划，并经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试制。
氧气瓶虽然改了四次，但改来改去还是有焊缝的。焊接生产，是三十年代的落后工艺，是氧气瓶发展过程中的低级阶段。这一次要把有缝改为无缝，必须从工艺上来一个彻底革命，困难确实很大。
当时，我们设想过好几个方案。照搬外国的资料吧，不但投资大，见效慢，而且质量也并不怎么好。我们要闯出一条中国式的制造无缝氧气瓶的道路，速度要快，钞票要省，办法是“土”的，东西要好。
我们就根据厂里现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来设计制造无缝氧气瓶。能用旧的，就用旧的，能代用的，就想办法代用。我们横算竖算，从一百多万减少到四十多万，最后减少到二十几万，上级也批准了。算是这样算了，但困难还是不少，还是有风险的。当时我也有点担心：钞票不够怎么办？设备搞出来不好用怎么办？这时，领导上号召我们学习大庆的革命精神。大家说：大庆的同志用革命精神掼掉“用洋油”的落后帽子，我们也要用革命精神掼掉“焊缝瓶”的落后帽子。只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困难总归可以克服的。
“人民战争”的无穷力量
为了打好“设备”仗，厂部成立了工程会战指挥部，还派来了一位政治指导员。战斗开始了，大家都很兴奋。我和同志们不分日夜地干，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画了一百多张图纸，同时作好了施工准备工作。但这时候又出现了劳动力不够的矛盾。本来我们算下来要四十八个人搞四五个月才能完工，但是当时厂里只能抽出十六个人。任务重、人手少，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习了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大家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对我们完全适用。如果我们集中力量拿下了一台设备，就可以鼓舞士气，就可以向设备要劳动力，要产量。但是，十六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我们又学习了《愚公移山》，大家讲：“愚公能感动上帝，我们周围也有‘上帝’，这‘上帝’就是群众。”大家就回到原来的小组去宣传，去感动“上帝”。大伙一听要搞无缝氧气瓶设备，个个来劲，纷纷利用中午、晚上的休息时间帮我们一块干。领导上也很重视，动员了全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作为“地方部队”，配合我们主力部队作战。“人民战争”的力量是无穷的。炉子上面的架子，原来计划要二十一天，徐明达等同志只用了四天功夫就完成了。全厂同志的支持，鼓舞了我们十六个人，大家的劲头更加高了，信心更加足了。
在制造设备的过程中，我们攻下许多技术上的难关。
液压设备中要用一只四米长的汽缸。为了节省费用，我们打算用三节报废的旧汽缸焊接起来代用。这只汽缸质量要求很高，加工后两头的误差不能超过三十丝。为了保证焊接质量，我们请了厂外有关技术人员来会诊，会上，有的同志对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小组同志，和大家一起商量。陈春阳同志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烧电焊之前先把缸体加热到摄氏二百五十度，然后两个人对称焊接。这个办法好是好，但操作起来十分艰苦，在烧内径的时候，电焊工人要钻到汽缸里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共青团员须元培抢挑重担，第一个钻进去，其他同志通力协作，结果花了十三个钟头，把这只汽缸焊接好了。在汽缸车加工以后，要钻进汽缸里去揩清油腻，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青年工人沈光文又抢着去干。
最后我们终于完成了这只汽缸的加工任务，经过检验，质量很好，误差只有二十三丝，超过了设计要求。
我们就是这样，靠人的觉悟，靠人的干劲，花了四个多月时间攻下了设备关。完工后，投资比原来预算的二十多万元还省了将近九万元。我们把多下来的钱搞了一些必要的备件，最后还多了几千元上缴给国家。
经过这场战斗，不但造出了设备，更大的收获是锻炼了人。我们这十六个人，设备搞好后就分散到原来的小组，大家继续保持“会战”时的劲头，积极工作。不久前，十六个人当中有十一个评上了“五好”，三个评为“标兵”。最近，有两个人还被提拔为技术员。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前夕，我们用自己制造的设备生产出第一只无缝氧气瓶，接着进行试验性生产，继续改进设备和工艺。现在氧气瓶的加工生产工序，比原来单层焊接又减少了五十九道，重量降低到五十九公斤，成本又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七点四二，质量也很好。
一切都是靠毛泽东思想
我们深深体会到：氧气瓶从无到有，从低到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总路线的胜利，党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们勇气、智慧和力量。我还记得很清楚：在一九五九年的全国群英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奖给了我们每人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一支钢笔和一本日记簿。当我拿到毛主席的书的时候，心里有多激动呵！回想起解放前，我放过牛，卖过大饼油条；解放后当了工人，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党和人民就给了我很大的荣誉，今后我应该怎么样做好工作呢？当时，我把《毛泽东选集》紧紧抱在自己怀里，立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工作，用这支钢笔，在这本簿子上写下自己的成绩向党汇报。几年来，我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特别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实践论》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十几篇文章，我反复学习了一二十遍。当工作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从毛主席著作当中找方向、找办法。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后，我觉得人也变得聪明了，胆子也变得大了。
去年，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不断总结经验的指示，进一步激励了斗志。大家表示：革命要彻底，争气一定要争到底。目前，我们正在着手对氧气瓶进行第六次改革，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有些同志讲我们专门“翻花样”，一桩事情刚刚做好又来一桩。我是这样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不断革命、彻底革命，搞革命就不能日子混得过去就算了。只要国家需要，我们一定要搞。从不会制造氧气瓶到能够制造氧气瓶，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
几年来，我从一个普通的白铁工成为一个工程师，又入了党，当上了市的人民代表。但是，我自己觉得做得很不够。过去做出的一些成绩，都是党的教育培养和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离开了党，离开了群众，我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今后我一定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根据总路线的要求，继续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搞好自己的工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原载五月二十日上海《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