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
柏生
在“五四”运动发祥地的北平，纪念“五四”三十周年的前夕，记者特走访了几个“五四”运动时代的人物
华北人民政府监察院于力副院长，愉快的告诉记者：“五四”运动当时，他正在北平高等师范（师大）国文系四年级读书。那时学校里有一种叫工学会的进步团体，参加者都是些半工半读的学生，于也是其中的一个。当巴黎和会解决山东问题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全国舆论大哗，北平学生的反应尤为强烈。“五四”那天，高师四分之三的同学都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大会，会后以北大为首向曹汝霖宅奔去，演成历史上有名的火烧赵家楼的一幕。以后高师学生继续到街头进行宣传，曾被捕了许多人。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也是当时师大参加“五四”运动的一个史地系的学生，当时师大附中的赵世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牺牲）和夏亢农（夏康农）等，许多中学生也参加了这个运动。
于力先生摸着胡子愉快的说，三十年了，这一切还都在我的记忆中。过去我们只是空想，表现的都完全是小布尔乔亚的思想，行动是愚昧的，没有阶级的意识，而是超阶级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切都具体化了，青年也有了指针，有了方向，整个的中国已得到了新的发展。
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这位年高的民主老前辈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当他着重的谈着“五四”时代的事迹时，他说，那时我正在北大哲学系教书，“五四”运动发生后，学生们被捕的很多。这时校中没有主持人，教职员感到非组织起来不可，于是首先成立了北大的教职员联合会，后来又联系了北平其他大学及中小学的教职员组成了北平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马先生便是联合会的书记）当时这个组织主要的是做保护学生的工作。马先生他说“五四”是划时代的一天，从这次运动开始后，科学民主运动本身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而发祥地的北平也成了全国各地学运的一个主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中国革命更推动起来。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务委员谭平山，这位白须长长的老先生，今年也已经六十四岁了。他告诉记者，“五四”运动时，他还是北大哲学系三年级的一个老学生，年纪比一般同学都大，可是思想并不老。当时北大学生主办的“新潮”杂志，他也是社员之一。他说，“五四”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近代化的社会运动，是从“五四”开始的，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后起来了，把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那时北平各校就有马克斯小组的学习活动。今天，我们公开郑重的承认，中国今后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前进展的。
北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说，三十年前的“五四”，我正在清华高等学堂四年级读书，“五四”运动我是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是五月四日下午的事，我们清华同学五五才进城的，贴标语与北平学生会联系。整个的五月都是在动荡中，五四运动当时在北平有两个高潮，六月三日清华学生全体进城游行宣传，这次被捕的人很多，光清华就有二十多人，被关在北大理科大楼里，后来又一起关到北大法科大楼（现在的三院）被监禁的一共有一千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直到八号我们才由清华全体同学迎接回校。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北平也派代表许德珩等出席。
最后，钱先生说，三十年来，就青年知识分子比较，五四时领导人太看重自己，因此当时学生运动搞的不够普遍，今天的学生运动要比较坚实多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杨振声说，五四运动时，我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即将毕业，当时的中国文学系闹的很热烈，有些先进的先生们办“新青年”，我们学生我、俞平伯等办新潮，投稿的人很多。“五四”那天，我记得的情形是这样的，当天，北大有先生学生二百余人，在现今的民主广场集合后，大家便到天安门开会，会后大家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送递关于巴黎和会的抗议书，结果为警察阻止住了，大家乃折回到赵家楼曹汝霖宅，可是大门紧紧的闭上了，一个同学首先跳进墙去，门打开了，但曹从后门跑走了，同学们气愤之下发现了章宗祥，把他打了一顿，并把屋子里的东西碎了许多，后来在房里找到一桶火油，大家便立刻点了起来，造成了火烧赵家楼。当场有二十九个同学被捕，学校马上罢课了。
杨先生并就五四运动与当时的新文学运动谈到三十年来文学的演变，他说当时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生观多是调和派的，以个人为出发的，不是彻底的文学革命，而今天已经演变到以工农兵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学。杨先生并感慨的说，他从解放后才逐渐了解人民文学的重要和力量，今天是一个阶级的转变，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重要的，他说他愿意自己能学习些新的东西。
北大中文系教授俞平伯听了记者是来访问他关于五四的事情，他含笑的说他已作了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五四爆发时，俞先生正在北大读书，他也是新潮社社员之一。他说，那时自己自由主义的思想很浓，对政治弄不清楚，但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大。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尖锐的革命，但后来这个革命运动的力量分散了，许多五四时代的人物都变了质。然而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已经实际实现了五四的精神。
北大中文系教授罗长培，他和杨振声、俞平伯，还有许德珩，他们都是“五四”时代同班的学生。当记者和他谈到“五四”运动情形时，他说他很不幸，当时是个走读生，对于学校的活动参加的很少，但对那时班里的情形他也知道一些，如班里办了三个不同性质的杂志，新潮、国民、国故，在当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罗先生说，我感到“五四”时代各方面思想都只是一个萌芽，而今天三十年了，说句俗语，正是成年时，一切也都有了发展，因此今年在解放了的北平来纪念五四也特别有他的意义的。
记者又访问了北大法学院教授周炳琳。周先生说，我记得“五四”头一天晚上，我们各校代表到北大三院礼堂开会，讨论示威的准备，决定了五四的游行，北大同学利用当时各校国民杂志社员的组织连络了各院校，五四早晨在天安门集会后，预备到使馆区游行，结果被阻，大家便决定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处（就是现在东总布胡同中的赵家楼），将门打开后，没找到曹，在花园里把章宗祥大打了一顿，后来因房屋冒烟，大家便都跑了出来，这时有的同学就在房里被警察逮捕，我和许德珩先生走出后，许先生又在街上被捕走了。当晚回校的同学立刻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同学，蔡校长也出席讲了话。第二天各校都罢了课这事到六月三日又发生了一次高潮，大批学生被捕直到各地响应罢课、罢工、罢市才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