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才是真正的权威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群众才是真正的权威
　　五好职工、“三八”红旗手、上海玻璃厂技术员　苏德宜
三大革命运动中谁是真正的权威？我在参加试制新型产品——微型玻璃珠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群众才是真正的权威。
大破依赖资产阶级“权威”的习惯势力
微型玻璃珠是一种体积极小的圆珠，直径只有头发丝那样粗细，用放大三百倍的显微镜来看，只有黄豆那样大。这种玻璃珠是一种新型玻璃产品，目前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用处大得很，纺织、化工、医药、机电、染料等工业都需要它。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轻工业学校、上海轻工业研究所等二十多个单位的协作下，只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项新产品的试制任务完成了。
微型玻璃珠的诞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大破对所谓“权威”“专家”的迷信，虚心向工人同志请教，和他们紧密结合所取得的胜利。
过去，那些所谓“权威”“专家”在我的脑子里有个形象：能看很多“本本”，经常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至于他们发表的这些论文和他们的活动对三大革命运动起了什么作用，我就不大去想了。反正以为这些“专家”“权威”最有本领、最了不起。
一九六四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到工厂不久，领导上要我参加微型玻璃珠的试制工作。我虽然在大学里学了一些有关玻璃制造的知识，但是，这种微型玻璃珠的制造，我在学校里却没有学过。这种玻璃珠，又要小，而且还要透明，不能含一点点气泡和杂质，放在酸里碱里，还要求不变质。究竟怎样制造，没有资料，连样品也找不到。因此，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很激动，很高兴，也觉得很困难。因此我很自然地想到，最好有这么一个微型玻璃珠的所谓“专家”让我去请教，有这么一个所谓“权威”让我去依赖，这样我们就可以快一点试制出来。后来，“权威”没有找到，我就有些畏难，不敢挑起这副重担。
领导上看出了我的心事，鼓励我说，玻璃珠虽小，政治意义很大。做不做玻璃珠不仅是科学试验问题，也是一场反帝反修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有两件事，我们听了肚皮也要气炸了。一九六○年我国玻璃专家到一个修正主义集团统治的国家去，听说他们有个厂生产玻璃珠，我们想参观一下，他们不让看。我们还听说，上海有家工厂，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了一台机器，但只给了小小的两瓶玻璃珠。玻璃珠用完了，就要花大量美金再买一台机器，才能再得到两瓶玻璃珠。外国资本家就是这样卡住我们的脖子，欺负我们。我听了以后，和大家一样很气愤。我想：这些家伙太欺人了！我们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一定要从自己手里做出来，争这一口气。
哪晓得，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有一个老工人早就闻风而动，已经利用现有的简单设备烧制出了一小瓶玻璃珠。这些玻璃珠虽然用显微镜看起来一点不圆，有的象冬瓜，有的象茄子，但是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这位老工人为什么没有想到要靠什么“专家”“权威”？他为什么敢闯？我带着这个问题，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毛主席的教导提高了我的认识。老工人一心为革命，他能急党之所急，他没有任何个人考虑，没有框框束缚，敢于实践，敢于挑重担。
工人群众是真正的权威
试制微型玻璃珠重要的关键之一，是建造一座炉子。我照搬书本上讲的采用电加热的炉子，我以为这样温度高，容易控制，又干净。可是，先后一连建了两座，都是几天就烧坏了，而且，效果不好。试验了几十次，都失败了。我们就开会分析，工人同志说，玻璃珠要做得圆，一定要用煤气炉子。
要设计煤气炉，虽然我在大学里专门读玻璃瓷这门课，但就是拿不出办法来，怎么办？开始，我想从读过的书里找炉子的结构图样，翻来翻去根本没有我们需要的那种炉子。
我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再学了一遍《实践论》。毛主席说：“……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读了这句话，我想我自己没有造过炉子，但有许多老师傅几十年来天天造炉子，天天烧炉子，他们对炉子一定是最有本领的，应该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请教。事实正是这样。我和车间工程师一起去向老师傅请教。他们听我们讲了造炉子的要求之后，想了一想就当场用砖头搭了一个模型给我们看，我从书本上找不到的煤气炉，他们却一搭就搭出来了。这给我触动很大：我读书读了不少，翻书也翻了不少，没有能拿出办法来，而他们只听我讲了个要求就“搭”出来了，真有办法。我想以后确实要放下架子，依靠群众。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是相信所谓“权威”还是相信工人同志，两种思想还在我的头脑里不断地斗争。老师傅把模型“搭”了以后，对我说：“这个作作参考，你再看看书上怎么讲的。”老师傅们态度很谦虚。我却想：地上“搭”的东西，未必“科学”，未必“可靠”。因此，我就关在房间里进行加工、设计。老师傅提出燃烧室只要两个，我怕炉温达不到，就加它一倍，设计成四个燃烧室。老师傅提出做个方形炉子，我想，搞个方筒子多难看，所以就画个圆的。草图画好了，我拿给老师傅一看，哪晓得出了“洋相”。大家都说，两个燃烧室够了，搞四个没有必要；又指出，外形圆的，看是好看点，但是砌起来又费工又伤料，不合算。想想老师傅讲的也有道理，就照着做了。
老师傅搭炉子，我与另一个同志搞设计。本来我想先搞好设计再动工，后来想赶时间，就决定边设计、边施工。哪晓得我还没有设计出来，老师傅却把炉子造起来了。
实际上是他们先造炉子，我和另一个同志跟在后面画图纸。等炉子造好，我们才把图纸画好，一数，一共画了十张“设计图纸”，变成了“总结图纸”。
炉子造好后，我又担起心思来了。因为内炉壁是照老师傅的建议用薄片砖造的，脑子里“靠不住”的思想又来了。我怕炉温烧不上去，还专门请了厂内的技术员来看，等他们说差不多，我才放心了。后来炉子一点火，烧到了摄氏一千度以上，完全用不到瞎担心。这一下子，我对工人同志的聪明才智才佩服得服服贴贴。现在想起来，我所要的“科学根据”，“计算数据”，归根到底还是从工人同志实践中来的。科学的数据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工人同志头脑里的实践经验，不是我们技术人员十张图纸、百张图纸所能画得完的。
从这以后，我在玻璃珠的试制工作中，就更加自觉地相信工人同志的力量，更加自觉地依靠他们。有了问题，首先想到的就不是书本和专家，而是放下架子，紧密地依靠他们，与工人同志相结合了。
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到有的玻璃珠头上长了角，如果在以前，我又会闷了头一个人去摸索。这时我想，我们试制小组的张师傅是老工人，他实践得多，经验也多，我就向他请教。他告诉我，玻璃珠头上出角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有了杂质，有的是由于混进了细粉。我们还一起商量了把住关口的措施，这个问题就顺顺当当地解决了。
为了掌握玻璃珠生产的规律，我根据试验中得到的知识和已经掌握的理论，花了一个月的所有业余时间，翻阅了大量资料，制订了一个计算公式。公式里要用炉管温度的分布状态的数据。我想，只靠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正确有用的数据的。我就把我这一时期来所想到的主意告诉大家，并且说明了测定温度分布状态的重要性。大家听了都很赞成，一起动手去干。炉子有三米高，全厂却找不到这样长的热电偶，市场上又缺货。好容易找到了这种长长的热电偶，回到厂里，炉子差不多碰到竹棚顶了，怎么把热电偶插进去呢？老师傅们提出来从棚顶上打个洞，从洞里往下插。这时候，已经是寒冬腊月了，寒风呼呼吹。有两个工人同志，爬上了棚顶，另外两个工人同志脱剩单衣，戴着石棉手套，站在滚烫的炉顶上，把热电偶从棚顶的洞里一点一点往炉子里送，每四十厘米测量一个温度。他们奋战了一个多小时，测到了所需要的全部温度数据，画出了温度分布状态的曲线，找到了生产的规律。以后又依靠工人同志解决了观察炉内烧制情况等问题，终于做出了合格的玻璃珠，满足了试用单位的需要。
工人是最高级的老师
我进厂两年多来，特别是参加了微型玻璃珠的试制工作，使我这个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受到了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工人同志给我上了课，实践给我上了课。这些课，是我在十几年课堂教育中所没有办法得到的。
回想起两年多来，老师傅给我上的第一课，是应该怎样对待平凡的劳动。那时，老师傅常常叫我送样品去测水分。开头倒还觉得新鲜。后来天天送、月月送，我就厌烦了，心里想：“这种水分天天测有啥意思？又不能长知识，又不能学本领！”有一天，老师傅又叫我送，我忍不住问：“师傅，为什么要把水分控制得这样严，不嫌麻烦吗？”老师傅对我说：“不要看不起这几个数目字。如果含水分高了，就会造成玻璃熔化困难，影响质量；低了又会硅尘飞扬，呼吸进去容易使人生硅肺病。”我一听，师傅讲的道理很深，不只是技术道理，更是政治道理。同样一桩平凡的劳动、平凡的数据，老工人从国家利益、工人阶级利益出发来看这个问题，从平凡中看到了不平凡。而我呢？从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得失来看这个问题，把不平凡的事，看作为不值得认认真真去做的平凡的琐事。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象石英含水量这个数据，我就不高兴记。有次考试只考了个四分，当时懊恼的是分数没有考好，从来没有象工人这样，给平凡的劳动、平凡的数据，赋上革命的重大意义。
工人同志给我上的第二课是：究竟是谁高明？是亲身参加实践的劳动者，还是只有书本知识的人？进厂之前，我总觉得自己比工人高明。以后发生了几件事，对我自以为有知识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冲击。比如，我读过矿物岩石学。这本书专门是讲石头的作用的。可是，我在料房间配料时，石头粉不挂上牌子，我就认不出来。后来我对几种石头粉能够分清了，就以为差不多了，那晓得有的石头粉颜色会变的。颜色一变，我又认不出了。有一次，我正在筛石英粉，外地兄弟厂有个同志来参观，随口问我：这里面含水分多少？我呆住了，一下子答不出来。幸好老师傅在旁边，他抓起一把石英粉一捏，随口就回答了出来，后来我去看小样测验的结果，老师傅讲的含水量和测定的数据十分接近。
碰了这个钉子，我慢慢懂得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知识来源于实践，实践中的人才是最有学问的人。斗争实践才是最高级的学校，工人才是最高级的老师。毛主席说的：“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这条真理，我现在读起来觉得分外亲切。
后来，我又上了第三课，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同工人同志捏在一起。工人同志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而这些优秀品质是我过去所接触的那些知识分子所不可能有的。工人同志对旧社会、对敌人的恨是那样的深，对党和毛主席是那样的热爱，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每天做的是平凡的劳动，但他们是那么热爱，那么专心一致，许多同志早上五点半就提早一个半小时来上班了。扫地的时候，老师傅对于自己流过汗的产品十分珍惜，地上有一小片玻璃，他们总是习惯地拾进箩筐里去，而我却往往丢掉拉倒。许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我听了不觉得啥，一笑了之，他们却一字一句记在心上，尖锐地展开斗争。原来觉得他们讲话粗，现在却觉得他们讲起话来直爽、诚恳，胸襟坦率，不象有些知识分子讲一句，藏一句。这样，我的思想感情就开始起了变化。我头脑里的那些“高级”“低级”的概念，开始动摇了。我感到，工人是我学习的最好的老师，要同工人结合，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同志学习。
要走革命的道路
我出身在知识分子的家庭。我家里经常来往的那些亲戚朋友，也都是一些专家和教授。二十多年来，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总觉得那些专家、教授是最有本领、最有前途、最有名气的人，对于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我都很佩服，很听得进去。因此，我从小就想，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做象他们那样的人，做一个“高级一点”的知识分子。
进了大学，党教育我们，知识分子要通过劳动来锻炼来改造，要为革命读书，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要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这些，我都觉得很对。但是，对于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接班人应走的道路，我理解得都比较抽象。我想，我读了十几年书，功课一向也还好，文化总比他们要高一些。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一万个人中间能有几个？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人人好当，便当得很。对于参加劳动锻炼，我是积极的，但是，要我一辈子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从思想深处来讲，却很难接受。一九六三年当我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要我自己挑，我总归要挑“高级”点的。所以填志愿时，第一填留在大学里教书；第二到研究所或设计院去，第三才是到工厂。
分配到工厂后，我心里总有点惋惜。两年多来，我逐渐认识到：过去我向往的那种“专家”道路是危险的道路，它会使人脱离实际斗争，脱离工农兵群众，最后掉到资产阶级泥坑里。我懂得了：一个革命青年应该向什么方向前进。一个青年，只有到劳动中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同他们打成一片，培养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取得普通劳动者的资格，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在和工人群众结合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工人群众是我可敬可爱的老师，他们不但有书本上根本没有的学问，而且更有着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威，他们不但能讲出大量第一性的实际知识，更能够动手做出来。我开始感觉到：真正要做革命的知识分子，一定要放下臭架子，恭恭敬敬地当群众的小学生，把心贴在群众的心上，和他们捏在一起。
一辈子当工人同志的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奋斗一辈子。　（新华社上海十五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