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诉周扬黑帮在我身上大搞“和平演变”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控诉周扬黑帮在我身上大搞“和平演变”
　　中央乐团　殷承宗
我要控诉和揭发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及他们的爪牙，怎样把我从一个十二岁的少先队员“培养”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十二岁那年，我被厦门文化局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在党的教育下，我有了一定的革命要求，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由于我的业务好，被黑帮们看中了。他们公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以搞大、洋、古和出国比赛做诱饵，把我引上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邪路，以达到他们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目的。
在我进附中时，反党黑帮分子贺绿汀就多次跟我说：“要好好学习，提高艺术修养，将来才会有成就。”一九六二年我得奖回国，黑帮分子林默涵亲自对我说：“你把业务学习好就行了。”他还宣扬他在青年时代如何好学习，一天看三个美国电影，等等。
几年来，他们是怎样毒害我的呢？
请来大批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阶级调和论和满脑子钞票挂帅，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外国专家“培养”我。他们专门给我一间琴房、一架钢琴，并借照顾演奏家的手为名，长期不给我下乡与工农兵接触的机会。把我关在“象牙之塔”里，形成一个变相的隔离，使我根本没有工农兵的思想感情。
从十四岁开始，我就不得不经常每天练琴八至十小时，整天泡在琴房里，泡在大、洋、古里，去钻研、体会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贵族、少爷小姐的感情。当然对一个生活在新社会的青少年来讲，是很难体会这些东西的。因此，他们就要求我大量地去阅读西欧古典小说，欣赏洋唱片，欣赏大自然。我经常为着表现不出这种感情而苦恼。白天是大、洋、古，夜里做梦还是大、洋、古，把我搞得象个傻子，脑袋都麻木了。
开始觉得很苦，但一想到练好了他们要派我出国比赛，有名有利，就又心甘情愿了。在那时，我脑子里哪有无产阶级政治和国家大事呀！
十八岁，我在中学毕业了，黑帮们迫不及待地把我送到国外去“深造”，让我进一步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熏染。
周扬黑帮为了毒害我，大搞物质刺激，说穿了，也就是钞票挂帅。中学时代，除开伙食费外，我每月只有零用金六元。可是一九六二年得奖回国后，在周扬的指示下，夏衍要我住民族饭店
（我不愿去），后来又发给我每天五元的生活费，要我去吃高级饭馆。到上海、广州演出，都叫我住最高级的饭店，还要我去疗养。两次给我上千元的唱片税。一个学生，从一个月六元到一天五元、到上千元的收入，头脑一定要起变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一定要滋长。
在艺术思想上，我受毒更深。周扬借什么“一切外国艺术，只要是好的都要学到手”为名，要我大演外国曲目，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
几年来，我学习、演出、比赛的曲目，百分之九十九是大、洋、古的，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什么死、梦、爱情的。仅有的一点中国作品，象《鱼美人》等，也都是修正主义的变种。
一九六四年，文化革命形势逼人，可是周扬这个“祖师爷”，耍出各种花招，要我坚守大、洋、古阵地。
林默涵等一伙说：“大、洋、古你们要首先搞好，以后再批判”，“搞大、洋、古是翻译工作，要多搞”。
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我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与贫下中农“三同”，提高了阶级觉悟，有了一点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创作了《农村新歌》等小品。黑帮们就暴跳如雷，说我不务正业，百般刁难。
一九六四年初，在音乐舞蹈会议期间，贺绿汀把我叫到民族饭店，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探讨钢琴三化问题，搞创作。”他却大加指责说：“你别和人乱搞什么大跃进、革命化的作品，这都是大齐奏，简单化！你还是练你的琴（指大、洋、古）吧！”
林默涵听了我的演奏后说：“你别总弹那些紧张的，要多弹些抒情的东西。”
周扬，你这个黑帮头子在后台大耍指挥棒，让你的爪牙、走狗的黑手伸向全国各地。你指使着你的追随者林默涵、夏衍、贺绿汀等在我身上大搞“和平演变”。今天是和你清算的时候了，我要控诉你们的反党罪行。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要求我们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成长。
可是，你们却从你们反党集团的利益出发，不管亿万中国人民的死活，拿人民的钱大肆挥霍，来培养你们的接班人，让我充当你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十几年来，你们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党争夺青年一代。
今天，毛主席把我从修正主义泥坑里救了出来，毛主席的思想照亮了我的心，使我觉悟了过来，我看透了你们这帮反党分子的黑心。
我要紧紧握住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把周扬这个文艺黑帮头子，揪出来斗臭、斗倒。一定要把你们那个“阎王殿”彻底砸烂，把你们在全国各个角落、在我们乐团、在我身上放的毒，坚决彻底清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