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败类　反共老手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民族败类　反共老手
武哲文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达从华北抗日前线，投奔到国民党反动军阀白崇禧等的门下，当上了伪广西省政府的顾问，又是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的教授，真是官运亨通。李达为了配合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极端反动文章，反对我们党领导农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护。
李达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中，不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一口咬定“战争频繁”是中国社会停滞的原因；并且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问题，翻出来大做文章，大骂特骂，大反特反。其罪恶目的，就在于模糊人们对战争的阶级性的认识，从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活动、为蒋介石卖国求和制造理论根据。他污蔑农民革命，就是为蒋介石镇压我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找借口。他抹杀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抹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李达竟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强盗行为作辩护，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提供理论根据。李达在分析中国社会迟滞的原因时，说中国周围的国家都比中国落后，“他们只有从中国学习仿效，绝不是中国的敌手，所以，国与国间经济竞争是缺乏的，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有所激励”。按照李达的理由，只要邻国中有强国，是中国的敌手，就能“激励”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日本不是中国邻国中的强国吗？有了日本与中国“竞争”，中国不是就可以“发展”吗？这纯粹是一种为强盗开脱罪责的逻辑。李达还说：“假设中国从明代起，继续经略南洋，励行殖民政策，发展航海事业，南洋的广大市场早已为中国所独占了，从那时起，商品必大量的从国内输出，工业的生产力，将由南洋广大的市场而得到惊人的发展了。”李达以帝国主义强盗的口吻，赤裸裸地宣扬“殖民政策”，“独占市场”，“商品输出”。按照这种理论，当时日、德、意、英、美等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瓜分殖民地，向殖民地国家进行掠夺都是正当的，“弱肉强食”不仅是天经地义，而且对弱者有好处。这又是十足的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李达的这种反共媚日的丑态，证明他是一个文化汉奸，是一个民族败类。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召开了伪“国民大会”，通过了伪宪法。李达为着适应蒋介石宣扬伪“宪法”的需要，编写了以巩固蒋介石法西斯专政为目的的《法理学大纲》。
在《法理学大纲》里，李达首先百般美化、歌颂蒋家王朝的伪法统，宣扬那些摧残折磨革命志士的监狱和刑法。他鼓吹说：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是“生存、自由与寻求幸福”的权利书，“近代刑法是博爱主义的刑法”，“是行刑的人道主义，处处表现着人道化的倾向。”李达宣扬法律是超阶级的，对各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他以这种虚伪性和欺骗性来掩饰国民党法律的反动性。李达还胡说有什么“一切阶级所共同适用的法律”。
李达编写《法理学大纲》的用心极为险毒。他竟要为全国人民所不齿的伪“宪法”唱赞美诗，还在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酷刑上加上“人道主义”“博爱主义”的标签，欺骗人民群众。可见，李达决心与人民为敌，而为垂死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