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怒斥叛徒田汉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鲁迅怒斥叛徒田汉
何成
早在三十年代，周扬、田汉等一伙，为了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竟对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伟大文化战士鲁迅，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段进行围攻。
鲁迅是看透了他们的。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曾经憎恶地写到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对他的一次找上门来的挑衅：“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鲁迅当面给以痛斥。说他们打着“左联”的旗号，“借革命以营私”，“不是正路人”。
田汉的丑恶嘴脸，在鲁迅的笔下曾经多次地给以揭露。一九三五年二月，鲁迅在一封信中说：
“从去年以来，所谓‘第三种人’①的，竟露出了本相，他们帮着他的主人来压迫我们了。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②。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村人③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化名绍伯④，说我已与杨村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⑤，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让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村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
对于田汉的这种背后射暗箭的鄙劣行径，鲁迅又公开怒斥道：“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后来，鲁迅在通信中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按即田汉）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鲁迅在另一封书信中愤慨地写道：
“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⑥，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划，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鲁迅对田汉的公开回击，真正刺痛了这一伙背后放暗箭的射手，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说：“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鲁迅在这里所提到的为田汉辩护的“‘战友’之一”和
“姓沈的‘战友’”，正是指同田汉合穿一条裤子的周扬、夏衍等人。在鲁迅的笔下，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些披着“左联”外衣的“革命作家”，究竟是那一营垒中的人了！
①反动文人苏汶等，一贯
反对左翼文艺运动，自称为
“第三种人”。
②即廖沫沙化名“林默”写的《论“花边文学”》。鲁迅说：“花边文学”“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③是一个叛徒，鲁迅斥之为“革命场的一位小贩”。
④即田汉。鲁迅的信刊载在刊物的头一篇，末尾是杨村人的。田汉像抓住什么把柄似地便在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大晚报》上，污蔑鲁迅替杨村人的“压轴子”戏“打开场锣鼓”。
⑤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曾经对田汉的污蔑给以回击。
⑥指田汉被捕后在南京叛变投敌的事，鲁迅曾经不齿地斥责田汉为国民党充当吹鼓手，“在南京大演其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