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疯狂反对党的领导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夏衍疯狂反对党的领导
夏衍向来以电影界的“老头子”自居，恣意辱骂和反对党的领导。
在一九五六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钟惦棐敲起反动的《电影的锣鼓》，疯狂地向党发动进攻之前，夏衍就伙同陈荒煤、袁文殊一伙大肆叫嚣要党“放手”，说“放手就是领导”，要党把领导权全部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随后，在一九五七年，夏衍写了《几个比喻和联想——答〈电影的锣鼓〉》一文，打着批判右派分子钟惦棐的幌子，实际上唱着同一个反党调子。他不仅同意钟惦棐把党的领导比喻为“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还更恶毒地诬蔑党“自己不一定是书法家”，而文艺工作者“已经能够自己临帖而不再需要描红。”在这篇文章里，夏衍还把电影比作“一个大家庭中兼祧几房的独养子。”说：“大家都喜欢他，大家都关心他，大家都要管，于是，当这样一个‘孩子的保姆’就难办了。”他诬蔑党不过是“几房”中的一房，而他夏衍则是保姆，保姆对各房的意见，不能“偏听”，要“独立思考”。夏衍用这类比喻的目的同右派分子一样，仍在企图证明党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诬蔑党对文艺的领导是主观的干涉，同时狂妄地把他自己凌驾于党之上。
夏衍在一九六二年五月间发表的杂文《从点戏说起》里，用尽了恶毒的字眼，骂党是“粗暴干涉”
“主观主义”，甚至攻击党像韩复榘的老太爷点《秦琼打关公》一样“狭窄、专横和无知”。
在《生活、题材、创作》等文章里，夏衍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反对党的领导。在夏衍看来，党只配领导“热水瓶或者茶杯”那样简单的物质生产，至于复杂的精神生产，比如文艺创作，党是不配领导的。在一次会议上，夏衍更大声疾呼：“领导有号召的自由，作家也有选择的自由。”他公开鼓动作家脱离党的领导。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当国内外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牛鬼蛇神大肆活动的时候，夏衍从他反革命的本能出发，也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纠集他的死党陈荒煤、袁文殊、瞿白音等，在北京开会，疯狂地叫嚣要“出气”，对无产阶级的命根子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妄图推翻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他们在这个黑会上，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三面红旗，疯狂地咒骂党，攻击社会主义。他们竭力与地方党委争“发言权”，实际是与党争夺领导权，他们妄图把电影局改组为电影委员会，并吸收“专家”、“权威”，建立“智囊团”、“翰林院”，以彻底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部分，它绝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但是夏衍却千方百计地要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脱离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革命人民，妄图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