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叛徒哲学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打倒叛徒哲学
天津南开大学　八一八红色造反团
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冲破重重障碍，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中，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李秀成，作了尖锐的、无情的批判。
这一下可触犯了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林默涵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惊慌失措，暴跳如雷。他们指责戚本禹同志发表这篇文章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召开“缺席审判会”恶毒地围攻戚本禹同志；下令各地报刊不得转载、报道，不准公开讨论……。
为什么对历史上一个叛徒的批判会遇到这样大的阻力呢？
对历史上叛徒的批判，就是对现实生活中叛徒的鞭挞。当时，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就情不自禁地跳了出来，叫嚷什么：“即使共产党人写过自白书被杀了，也不能叫做叛徒。”
原来修正主义分子中有不少人，历史上就是叛徒。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叛徒集团的总后台，是叛徒哲学的积极提倡者！他的《修养》就炮制、宣扬了叛徒哲学。我们必须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是为了党的利益，还是为了保命？
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下了罪恶的勾当。一九三六年，他出卖党和民族的利益，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需要，先后几次给被拘禁在伪“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下达了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黑指示。他明目张胆地指使被捕的共产党人发表《反共启事》、《反共声明》，叛党投敌。
这个黑指示，遭到“反省院”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坚决抵制。但是，有一伙怕死鬼，接到这个黑指示，正中下怀。他们对敌人屈膝求降，写了《反共启事》、“自白书”、反共文章，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了出来，成为狗屎不如的叛徒。他们出狱以后，紧紧地勾结在一起，相互包庇提携，形成了一个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下了罪恶滔天的勾当，心里有鬼，千方百计为叛卖变节进行辩护。他抛出的《修养》就宣扬、鼓吹了叛徒哲学。他恬不知耻地写道：党“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一九三九年版作“牺牲”）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等。然而，这些都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他还胡说：“在某种转变关头，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指共产党员——引者）中间的某些人要发生一些动摇和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这就是说，“活着就是一切”；至于党的工作，是可以“牺牲”或者“放弃”的；而且，一些人在斗争的严重关头动摇变节，“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这是十足的包庇叛徒、美化叛徒的反革命谬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叛徒们辩护说，这“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呀；那些现在已被揪出来的叛徒们也叫嚷，“我们是假自首，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呀，“我们是打着黑旗保红旗”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句话，这是他们的“灵活性”。
保存同志、保存革命实力，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决不允许抛弃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无产阶级的立场，叛变投敌，来保存“同志”。对我们来说，革命就是一切，一个人既然叛变了革命，他的狗命也就一钱不值。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灵活性。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灵活性是为了保证原则性的实现才有必要。借口“灵活性”而丢掉原则，向敌人乞求活命，是道地的叛徒逻辑。
我们无数革命的先烈，为了党的荣誉，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保护同志，在狱中坚定不移地和敌人进行斗争，抛头颅，洒鲜血。他们“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只有坚贞不屈的斗争，才能保存革命实力。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
这些叛徒为了能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他们出卖了灵魂，写了《反共启事》、反共文章。他们照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腔调恶毒地咒骂：“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的路线政策行不通”；“将马克思主义抛到茅厕去，对共产党毫无留恋”，等等。有的叛徒更向国民党反动派摇尾乞怜：“若有他用，当效犬马之力。”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的反革命叫嚣，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使我们党在政治上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围攻的马前卒。
一些叛徒出卖了党的组织和同志，甚至出卖了党的负责同志。他们得到“自由”后，还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保持联系，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力量的鹰犬。这些叛徒使多少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使多少党的优秀儿女惨遭敌人的杀害！
有这样的“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吗？！
有这样的“保存同志”、“保存革命实力”吗？！
有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同流合污，不仅在解放前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服务，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长期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吗？！
这是“打着黑旗保红旗”吗？！
叛卖变节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莫大损害，粉碎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大大小小的叛徒们无耻的反革命谰言！
抚爱的是革命战士，还是叛徒？
如何对待叛徒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对毛主席，竭力推行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路线。他在一九三六年就指示叛徒们：“这个事不要向外说”，“填表时填个组织营救就行了，不要具体地填”。他干了这样罪恶的勾当，见不得人，千方百计地掩掩盖盖。他在《修养》中为叛徒们辩护道：“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为他坚决地和反革命斗争，他把自己的党当作温情满怀的母亲。当他在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之后，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中，是应该受到鼓励、安慰与抚爱的，而不应该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屈。”
好一个“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原来，这些“同志”确确实实投入了敌人的怀抱！
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合，只要他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进行斗争，他就从来没有离开组织，始终与党血肉相连，根本不存在什么“回到”“不回到”党的怀抱的问题。
真的“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的“很好的同志”，难道会“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屈”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反常的问题呢？
原因在于：他害怕这些叛徒出狱后，受到党的怀疑和审查；他害怕以他为首的叛徒集团被革命人民彻底揭露；他害怕自己的叛党罪行受到党和人民的惩罚。
他为了使这些叛徒们能长期隐蔽，不致因一时沉不住气，自己跳出来，在《修养》中告诫他们：“应该受得起打击、批评，以至冤枉、误会。尤其不要为别人一些不负责任的、甚至不正确的批评与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叛徒们想得多么周到！
他还费尽心机地包庇叛徒，为他们争党籍，争权势，争地位。
与此相反，他对那些拒绝写“反共启事”、宁肯坐穿牢底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仅没有丝毫的“鼓励、安慰与抚爱”，反而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排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爱的是叛徒，恨的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正暴露了他的叛徒嘴脸。
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本来想用《修养》来掩盖他的罪恶勾当，结果《修养》却成了包庇叛徒的罪证！
打倒叛徒哲学，粉碎叛徒集团！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一小撮叛徒虽然有所揭发，但大多在叛徒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包庇下，过了关。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和怂恿下，他们相互包庇，相互提携，加官晋级，飞黄腾达。这些叛徒还在自己掌权的部门和地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修正主义小集团。十七年来，他们紧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骨干力量。毛主席告诫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叛徒及其包庇者正是这样的人物。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这一伙隐藏了三十多年的叛徒揪了出来，把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打倒叛徒哲学，斗倒、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获全胜，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