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汇报》两次资本主义复辟中引出教训——斥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新闻谬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文汇报》两次资本主义复辟中引出教训
——斥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新闻谬论
《文汇报》革命委员会
毛主席说：“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唱反调，极力抹煞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胡说什么报纸是“为读者服务”的，是“适合读者的需要”的。他在新闻界的代理人胡××更是大放厥词，胡说什么“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
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新闻界的代理人所贩卖的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是从资产阶级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疯狂地在新闻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办报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办报路线相对抗，妄图夺取无产阶级新闻阵地，把无产阶级的报纸、电台、通讯社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文汇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文汇报》的两次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新闻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
《文汇报》于一九三八年创刊。解放以前在个别时期，它虽然为民主革命做了一些工作，但终究是一张资产阶级报纸。解放后，党对旧《文汇报》做了很多改造工作，但是，由于报纸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掌握，一有风吹草动，它就充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修正主义思潮在全世界泛滥。中国的赫鲁晓夫也加紧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就在这一年的五、六月间，他亲自对新闻界作了三次黑“指示”，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新闻纲领。他鼓吹“民办”新闻事业，鼓吹自由化，反对党的领导，叫嚷要采取“开放”政策，鼓吹报纸“可以自由主义一些”。他公然宣扬“老是政治大题目，听了没有什么味道”，胡说“不能只限于政治”，等等。真是荒谬透顶，恶毒之极！
主子一呼，奴才百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胡××在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上，公开地放肆地鼓吹和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新闻纲领，把一些报刊弄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什么“时装展览会”、“发型展览会”、《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做红娘”做出偏向》、《一只老鼠两个头》之类的新闻和通讯，竟被视为好稿，登在党报上。
这个时候，大右派、《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以为反党反革命的气候已到，马上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调子，鼓吹要办一张“民间报纸”、“同人报纸”，煽动“文人论政”，猖狂反对党的领导。他在报社内部，挥舞反对“以党代政”这根狼牙棒，妄图推翻党的领导；高唱什么“人弃我取，人取我舍”的反动办报主张，恶毒地骂报纸按照党中央的宣传口径进行宣传为“应声虫”。党“弃”的，他要“取”。他“取”的是些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徐铸成就是这样地把《文汇报》引上了资产阶级方向。
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策动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神气起来了，猖狂起来了。从一九五六年底到一九五七年春天，他们乘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当时，《文汇报》成了一面黑旗，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它拚命鼓吹“揭盖子”，到处放火。它刊登右派向党进攻的所谓“北大民主墙”报道，在全国煽风点火，鼓动右派起来反党。它派记者到四川、浙江等地去搞“放火”的报道。它的黑手一直伸到基层，胡说什么“要鸣放到基层去”。这个时期的《文汇报》，毒草泛滥，黑云翻滚。什么“解冻”呀，“拆墙”呀，什么“早春天气”呀，“左叶事件”呀，等等，等等，喧嚣一时。后来，更大肆散播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叫嚣的“政治设计院”、“党天下”、“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反动谬论，妄图以这些反革命舆论，“整”垮共产党，以便让他们这伙资产阶级右派取而代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就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两篇光辉著作，最深刻、最有力地揭露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彻底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的修正主义新闻纲领，捍卫和发展了报纸的党性原则，把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有原则区别。“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两篇金光闪闪的文章，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动员了新闻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起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通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复辟阴谋，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右派被打下去了，但是，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爪牙却隐蔽下来了。他们象藏在洞里的毒蛇一样，时时窥探着时机，准备时机一到，重新肆虐逞凶。
反右派斗争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三面红旗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后来，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背信弃义的破坏，我国发生了暂时经济困难。
在这个时期，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演出了喧嚣一时的反华大合唱，国内的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爪牙，也纷纷破门而出，大刮阴风，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在新闻界的活动特别猖狂。
毛主席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报纸“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中国赫鲁晓夫公然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在一九六一年说：“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着目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他的爪牙陆定一、胡××亦步亦趋，拚命反对报纸的指导性，提倡新闻的“知识性”、“趣味性”等资产阶级货色。
中国赫鲁晓夫的黑手再次伸进了《文汇报》。当时《文汇报》的领导权已经落到报社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他们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的这些黑指示，奉为至宝，并根据这些黑“指示”，制定了《改进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的方案，极力鼓吹所谓“扩大报道面”，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段时期内，报纸上大登周谷城、冯友兰等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章，学术理论版上放出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公然宣扬阶级调和论，宣扬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论，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同时，炮制《海瑞上疏》，大捧鬼戏……。一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风花雪月、花鸟虫鱼、琴棋书画、游山玩水的东西充塞报纸版面；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封建余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乃至汉奸、特务，都跳了出来，登台表演，大肆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
在报社内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竭力推销中国赫鲁晓夫的那一套黑货，大搞“和平演变”，鼓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道路，培养所谓专写通讯、特写的“名记者”；强调记者练基本功，博通古今中外、唐诗宋词，绝口不提编辑、记者的思想革命化。他们妄图用这种“糖衣炮弹”，把编辑、记者溶化过去。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支持下，又一次把《文汇报》拉上了资产阶级方向，使《文汇报》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
在这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是向阶级敌人全面反击的动员令。从这以后，《文汇报》在毛主席伟大号召的鼓舞下，在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直接领导下，逐步扭转了方向。但是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职权，负隅顽抗，《文汇报》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亲自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九六六年五月，《文汇报》又发表了姚文元同志揭露“三家村”滔天罪行的文章。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这段时间里，《文汇报》高举了革命的批判旗帜。
但是，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资产阶级并不死心，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夺取《文汇报》这个宣传阵地。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以后，旧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了《文汇报》，使一张高举革命批判旗帜的报纸，变成贯彻执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此时的《文汇报》，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而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专为旧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涂脂抹粉，制造“市委是革命的”的假象；专为保守派撑腰，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
《文汇报》向何处去？一个十分严肃、迫切的问题摆在报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是革命还是改良？毛主席指示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汇报》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改良是徒劳的、行不通的，必须彻底革命，必须“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于是，在“一月革命”伟大风暴中，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北京和上海革命派战友的坚决支持下，奋起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文汇报》获得新生了，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肯定了我们的大方向。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文汇报》的新生，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文汇报》的这次夺权，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搏斗、大厮杀的结果。无产阶级要夺取胜利，必须制造革命舆论，必须有自己的喉舌。革命派夺取了报纸的领导权，完全适应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伟大舵手毛主席又一次拨正了《文汇报》前进的航向。毛主席啊，毛主席！您老人家这样关怀我们，这样支持我们，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我们从心底里感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我们要一千遍、一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文汇报》两次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惊心动魄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的那套资产阶级反动新闻“理论”。报纸不是什么“为读者服务”的，“适合读者的需要”的，而是属于一定阶级的，为一定阶级服务的，适合一定阶级的需要的。报纸不是什么“人民的教科书”，不是什么“社会的言论机关”，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什么“全民报纸”，而只能是阶级的报纸。
从《文汇报》的两次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引出些什么教训来呢？
我们必须牢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牢牢掌握报纸的领导权。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我们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了权，但是我们没有引出教训，以致得而复失，夺回来的权又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过去了。这次我们一定要引出教训，再不能大权旁落，出现第三次资本主义复辟。报纸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要去利用它，资产阶级也一定要去利用它。因此，在报纸问题上，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很长很长的历史时间内，都会存在。我们万万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必须牢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一次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次夺权，整整隔了十年。这十年是多么不平静呵！阶级斗争多么尖锐、激烈呵！这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十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就有随时复辟的可能。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长期性的科学论断是多么英明，多么正确！
在新闻战线上，对于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绝对不能认为只要通过这次革命的大批判，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今后要经常地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它彻底批臭、打倒，新闻战线上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必须牢记：阶级斗争的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从《文汇报》的斗争历史可以看出，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是赤膊上阵的，容易识破的；一九六一、六二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进攻，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搞“和平演变”，就不容易被识破；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险，狡猾，毒辣，更加不容易被识破。今后的阶级斗争，还会出现新的形式。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阶级斗争的纷纭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不管阶级敌人玩弄什么花招，我们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用敏锐的无产阶级的慧眼，一定能识破敌人的任何阴谋诡计。
我们必须牢记：时刻注意加强新闻队伍的革命化。资产阶级要把无产阶级的报纸、电台、通讯社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总要通过人的“和平演变”。我们许多同志，过去由于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放松了思想改造，以致跟着他们跑了。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文汇报》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以后，时刻记取两次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决心掌好权、用好权。我们要坚决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所提出的一整套修正主义新闻纲领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它的流毒；要把过去突出业务，实际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的老轨道，变成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也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新道路；要把关门办报、“专家”办报的旧框框，变成开门办报、群众办报，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依靠全党办报、依靠全体人民群众办报的革命路线。
新生的《文汇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坚决一边倒，倒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倒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为无产阶级大喊大叫，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把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报纸的最高战斗任务。新生的《文汇报》决心紧跟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