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工运领袖”还是头号工贼？——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工运路线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是“工运领袖”还是头号工贼？
——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工运路线
　　全国总工会“革联”
编者按：《北京日报》九月十三日发表的全国总工会“革联”的文章，以确凿有力的事实，撕下了中国赫鲁晓夫“工运领袖”的画皮，揭露了这个头号工贼的反动面目。这篇文章值得广大革命职工和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认真读一读。
在工人运动中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鼓吹“全民工会”论和工人运动的“自发论”，这是从伯恩斯坦到赫鲁晓夫之流的新老修正主义者背叛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卖工人运动的一贯的反革命伎俩。
中国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同他的老祖宗相比，并没有丝毫的逊色。他也正是用这套陈腐不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工运路线，对于保证我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这也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项光荣任务。
中国的赫鲁晓夫颠倒历史，冒充“工运领袖”；大量事实证明，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工运领袖”，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头号大工贼。他在工人运动中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工运路线。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工运路线就是以经济主义、工联主义为核心，在解放前，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反对武装夺取政权；解放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
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前，是只搞合法的经济斗争，向统治阶级乞求一点眼前的“福利”，还是从根本上推翻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这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斗争的焦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毛主席的这些伟大教导，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总方向、总任务，就是组织和发动工人阶级，直接或间接地配合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而斗争。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中国也是世界工人运动中一个最大的反革命经济主义者，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他一再跳出来，宣扬经济主义，鼓吹经济斗争，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工人运动配合武装斗争，反对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就同叛徒陈独秀一唱一和，恶毒污蔑工人阶级“幼稚”，胡说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去“实行夺取政权”，妄图把工人运动引上经济主义的邪路。
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年代里，他离开革命战争，离开夺取政权的根本问题，极力宣扬经济主义，鼓吹经济斗争，胡说：“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做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因而提出了
“经济斗争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的公式。反对“在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言行，也确实是按这条道路走的。震撼世界的“五卅”大罢工，毛主席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中国赫鲁晓夫看到的却是“得了七万五千元”，并因此感到心满意足。“二七”罢工时，工人代表同刽子手、大军阀吴佩孚谈判，他认为“谈判还好，不叫罢工，临走仍送工人车费六十元”，“吴佩孚看得起工人”，并把这件事列入他的《关于党史的报告》，作为榜样载入“光荣史册”。这个老修正主义分子的工贼面目在这里暴露殆尽。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他仍然鼓吹“经济要求，是群众的目的”，说什么“工会是经济组织，就要经常为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工会不可“一味为政治任务而斗争”，以至把工会变成“第二党”，“工会每年集会一次杀猪宰羊吃一顿，平时可不必作什么，遇斗争，工会就设法帮助，遇生活困难，就设法互济。”要人们离开当时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去关心什么“经济利益”。这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根据自己创造的“理论”和“道路”，在抗日战争中为工会设计的一个“理论方案”。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又由只搞经济斗争，进而公开鼓吹什么“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
他的这一套，归结到一点，即“经济斗争就是一切，一切为了经济斗争”。他鼓吹的“经济斗争”，听起来似乎很漂亮，实际上仅仅是以争得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争得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生活条件的“立法”为限度，把斗争局限于国民党反动派所允许的范围内，根本不敢去触动蒋家王朝的一根毫毛。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并不排除经济斗争，而主张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为革命战争服务，配合武装夺取政权。离开政治斗争，离开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把工人运动局限于经济斗争、合法斗争，不仅不能推翻压在工人阶级头上的三座大山，改变工人阶级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也根本不能解决什么“经济要求”。中国的赫鲁晓夫所推行的“经济斗争就是一切，一切为了经济斗争”的修正主义黑货，完全是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完全是适应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需要，为维护反动统治效劳。他的这一套，完全是继承老修正主义者、大工贼、大叛徒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俄国沙皇代理人“经济派”之流的衣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还是取消社会主义革命，单纯搞物质生产，抛开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利益，引导工人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斗争的一个焦点。
全国胜利前夕，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划时代的光辉著作，给全党全国也给中国工人运动规定了总方向、总路线和最高原则。
中国的赫鲁晓夫怀着篡党篡政的狼子野心，抓住工运阵地不放，又把他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斗争之发展，即为工人运动之发展”的公式拿出来。他变换一种新的花样提出了“生产运动就是工人运动”，“为工人切身生活而斗争”的口号，反对工会干革命，搞政治，提倡工会只搞生产，办福利，妄图把工人运动诱入歧途。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贯推行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是他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恶阴谋。
解放初期，他曾经厚颜无耻地要工人对资本家“不是以斗争为主，要以联合为主”，“要安定资本家，因为他是生产力”，“要使他们发展生产，扩大生产”，并指使“工会干部应尽量想办法，奔走呼号，说服工人”同资本家合作。看看这一幅“阶级合作”的图案，这个大工贼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这个大工贼又喋喋不休地叫嚷：工会的任务就是“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斗争”。这同赫鲁晓夫宣扬的“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简直一模一样！中国的赫鲁晓夫和苏联的赫鲁晓夫，拚命鼓吹“生产运动就是工人运动”，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社会主义革命来发展生产，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苏修就是一个例证。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发展生产，而积极主张发展生产，一向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动力，即“抓革命，促生产”。中国的赫鲁晓夫却鼓吹发展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个人的收入，改善个人的生活”，搞物质刺激，“抓生活，促生产”，以“分配”作动力。他要把“主要注意力应集中在如何分配的问题上”，“解决工人经济的以及其他的切身要求”。给工会规定了从劳动保险、疗养院、工资奖励到帮助工人料理家庭生活几十项工作任务，大搞福利主义。这是什么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这那里是为了工人生活？这是出卖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断送革命的工人运动，真是阴险之极，毒辣之极！（二）
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必然会有相应的组织路线为其服务。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使工会组织适应他推行经济主义、工联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千方百计地抹杀工会组织的阶级性，极力把工会变成只是有“共同经济要求”的“经济组织”，变成无所不包的“全民工会”。
早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就竭力鼓吹工会是“在一定的共同经济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不问政治信仰的不同”，“凡是有共同经济要求者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他主张“参加工会的人，不应有政治条件上的限制”，否则，就是“关门主义”，就是“第二党”，根本抹杀工会的阶级性，抹杀工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试问，把工会变成只是有“共同经济要求”的福利团体，怎么能担负起组织和发动工人向三大敌人展开阶级斗争的伟大任务，又怎么能担负起组织和发动工人配合革命战争实现夺取政权的伟大任务？毛主席早在苏区就指出应把工会办成坚强的阶级工会。列宁也曾指出：“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心要把工会变为“经济组织”，正是为他的只搞经济改良，反对政治斗争，反对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
全国胜利以后，毛主席曾经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要谨防扒手，防止反动特务分子混入工会”。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不仅仍然顽固地要把工会变成“经济组织”，而且要把它变成“全民工会”。在全国解放初期，他在鼓吹“剥削有功”的同时，提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的成员可以加入工会。说什么“民主党派人员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观点上代表其阶级利益，……只要他以工资收入为其生活资料的大部或主要来源者，都可以加入工会”，而且他们还“有选举到工会领导机关做工作的权利”。他还以“只要是工薪劳动者都可以加入工会”为条件，提出“大学教授即令其家里有几百亩地，但他主要是靠薪水生活的，可以加入工会。”说什么“聘请即雇佣，大学教授才挣几百斤米，是无产阶级。”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的“全民工会”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进一步提出，资本家“定息取消后，是不是阶级就化过来了，这些人搞在工会中，十红夹一黑”。“改造好的地富反坏也可以加入工会”。他还鼓吹“不久工人农民两个阶级的界限消灭了，变为一个阶级”，“六亿人都变成了工人”“统一归工会”，“把工会改为妇联会的性质，不搞基本会员，采取代表会的形式”，等等。很明显，他的这一套，完全是同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相联系的，它完全搅乱了阶级界限，彻底地抛弃了工会的阶级性。
中国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会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千方百计要把工会变成“全民工会”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专政对象装扮成工人阶级，把工会变为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保护伞，把工会变成他阴谋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这个反动的“全民工会”论，建立真正革命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三）
工会要不要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根本分歧。经济主义者必然同时又是工联主义者，必然否认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中国的赫鲁晓夫也完全是这样。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却同毛主席的教导大唱反调，在工人运动中极力推行工联主义。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妄图取消党对工会的领导。
他否认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否认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制造了一个“工会中心论”，说什么全国总工会“日益成为全国工人的领导核心”，“全国工人运动没有理由说不能集中在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之下。”
他强调工会组织是“独立的”。说什么“党与任何一个自由的群众组织，是处于平等地位的”。
他继承社会民主党的衣钵，说什么工会“在组织上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否则“只能是御用的，官办的”。
他还妄图由工会指挥党。说什么“一切群众工作，群众斗争，统一于群众团体中，以统一主权，党、政府、军队，只能协助，不能领导”。“不管党、政、军、民去做群众工作，都应该服从群众团体的领导。”
他把世界各国工联主义者的谬论统统集中起来了！这除了说明他阴谋取消党对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以外，还能找到什么解释呢？
解放十七年来，他为了把工会变为他阴谋篡党篡政的工具，又以隐蔽的形式，推行工联主义，妄图把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把工会搞成“独立王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他篡改中国革命的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历史，鼓吹什么“先有工会后有党”。
他妄图贬低党的威信，强调培养工会的“信仰”。说什么“工会应该培养自己的信仰，愈高愈好”。
他妄图建立一个工人“苏维埃”，把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说什么“城市人民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工会”，“市长，市委书记要出席工人代表会议，向工人代表报告工作，发重要布告，要经过工人代表会议。”
他还强调工会要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为此，他竭力鼓吹要“建立起从上到下分门别类的全国工会的组织系统”，大搞工会官僚机构。他还为使工会“自成局面”打下干部、经济基础，竭力鼓吹要“把最强的干部、第一等的干部放在工会”，“一定要有独立的经费，否则办事情是很困难的。”
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工联主义，在工运领域中流毒很深。解放十七年来，在工会内部曾经先后开展了两次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斗争，这条错误路线的总后台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反对工会接受党的领导的实质，就是为了把工会置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之下，妄图使工会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四）
工会接受党的领导，也就是接受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工人运动胜利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早就指出：“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古今中外的经济主义者、工联主义者都是“自发论”的崇拜者，都毫无例外地反对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反对向工人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的赫鲁晓夫不仅一贯是这样，而且他还是全世界的一个崇拜“自发论”的标本。
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工人阶级尚未取得政权的民主革命时期，就把英国工联主义、俄国经济派以及老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之流崇拜“自发性”的语言一齐搬到中国来，唠唠叨叨地鼓吹“经济要求，是群众的目的”，“要以工人的日常经济要求作为动员工人的口号”，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工人，动员和组织工人为推翻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而斗争。
全国胜利以后的十七年来，中国的赫鲁晓夫更是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看做他阴谋篡党、篡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他时时刻刻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人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用尽了各种恶毒的语言极力贬低、诬蔑、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打着“先学历史”、“先学文化、技术”、“自愿原则”等幌子，举起“形式主义”、“庸俗化”、“简单化”、“社会强制”等大棒大肆破坏、反对、禁止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人当中去。
正是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策动和支持下，多年来全国总工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地反对向工人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组织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一再以“工会抓不了，政治部才能抓”为借口，从根本上否定了工会向工人灌输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顽固地用近代史教育、文化和技术教育来抵制、阻挡工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还公然恶狠狠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不能经常抬出共产党、毛主席来做工作”，把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比做“念总理遗嘱”。真是恶毒已极！
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党羽下禁令、贴封条，采取种种组织措施，千方百计地阻止、反对向工人灌输毛泽东思想，目的就是要向工人灌输他的黑《修养》，灌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思想，为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使工人队伍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普遍真理，是一切已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工人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向工人群众灌输毛泽东思想，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的头脑，把工人队伍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革命化、战斗化的产业大军。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要坚决捍卫、坚决宣传、坚决学习、坚决运用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把向工人灌输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任务摆在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全力以赴地把工人队伍建设成为一支非常革命化的产业大军，把工会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原载九月十三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