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郎探母》和中国赫鲁晓夫的叛徒哲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四郎探母》和中国赫鲁晓夫的叛徒哲学
　　劈资　洪晓桂
京剧《四郎探母》是一出宣扬叛徒哲学的大毒草。它以同情和赞美的笔调，歌颂了一个投敌变节的叛徒——杨四郎。
就是这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当他被辽兵俘虏后，为了活命，乖乖地跪倒在敌人的脚下。京剧《四郎探母》却挖空心思抬出一个“伪降”说，让他大言不惭地表白：“吾既被擒，死亦无益于国，不如应允，留在他国，或知此中动静，徐图报仇，岂不是机会乎？”竭力为他的变节行为开脱。
就是这个毫无民族气节的无耻之徒，当他投敌之后，对民族的敌人感恩戴德，恬不知耻地为他们大唱赞美诗，并发誓“到来生变犬马结草衔环”，以示忠心。京剧却想方设法为他的叛卖行为掩饰，什么他“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呀，什么他“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呀。一句话，他的投降是“环境所迫”，他对祖国是忠贞不二的。
京剧《四郎探母》对这个叛徒的吹捧实在令人作呕！
然而，就是这样一出叛徒戏，却得到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啧啧赞赏，喝彩叫好。
中国赫鲁晓夫是《四郎探母》的护法神和吹鼓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还在隆隆地响着，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赫鲁晓夫赶忙跑到天津，一方面鼓吹“剥削有功”的反动谬论，同时为《四郎探母》发放通行证，说什么“宣传封建，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胜利了？……《四郎探母》可以演”。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刚刚“收场”，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刚刚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在这时候，中国赫鲁晓夫又闻风而动，把杨四郎这具僵尸又一次抬了出来，说什么“《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个新中国吗？”
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经济处于暂时困难、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龟缩在台湾的蒋匪帮也蠢蠢欲动的时候，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再一次跳出来为《四郎探母》保驾，并且胡说什么看了《四郎探母》不会“跑到台湾去投降”。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捧这出叛徒戏，到处奔走呼号，想方设法把杨四郎这具僵尸抬出来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叛徒爱叛徒。原来中国赫鲁晓夫和他的许多同伙都是叛徒，都是二十世纪的“杨四郎”。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六年，策动一些人叛党投敌。中国赫鲁晓夫就是这个叛徒集团的总头目。同病相怜，物伤其类，
《四郎探母》唱出了这伙叛徒的心声，抒发了他们出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反动感情，成了他们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政治号筒。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使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叛徒集团和几百年前的叛徒杨四郎心心相印，一拍即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赫鲁晓夫所以一再宣扬这出叛徒戏，一再把杨四郎当做旗帜来挥舞，其目的，就是要用这个历史的亡灵给他的叛徒集团撑腰，为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杨四郎”打气，鼓励他们“心安理得”地从事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罪恶勾当；就是要利用这具僵尸为他叛党篡党制造反革命舆论，为实现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出卖，大背叛，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四郎探母》是糖衣裹着的炮弹，是用迷人的商标装潢起来的烈性毒药。它在“人情味”、“儿女情长”等等“人性论”的幌子下，宣扬投降主义、叛徒理论和活命哲学，这就更增加了它的毒害性和欺骗性。
你看，这个认贼为亲的叛徒杨四郎多么富有“人情味”：他“思老母不由人肝肠痛断”；他“舍不得六贤弟将英才”，“舍不得二贤妹未出闺门外”，“舍不得结发夫妻两分开”。而杨门一家对这样一个民族败类，不仅没有丝毫的谴责，反而一往情深，抚爱备至，甚至为这个软体动物能保留一条狗命，而对民族的死敌感激涕零：“眼望番邦深深拜，贤德的媳妇不能来”。
在这里，被侵略者和侵略者，爱国者和汉奸叛徒的尖锐矛盾和生死搏斗，都被“骨肉之情”、“伦理之爱”所掩盖、所消溶了。特别恶毒的是它给杨四郎这个叛徒汉奸的极端丑恶的嘴脸和极端卑污的灵魂，蒙上了一层“情丝缠绵”的面纱，企图通过这样的“艺术”描写，贯注一种叛徒“可怜”、“可敬”、“可爱”的反动政治内容。
“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这样卖力地鼓吹《四郎探母》，是因为这棵大毒草宣扬汉奸理论的遮羞布“人性论”，特别适合于他这个篡党野心家鼓吹叛徒哲学的政治需要。
中国赫鲁晓夫用反动的“人性论”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论，大肆宣扬超阶级的“人格”、“良心”之类的谬论。他说：“资本家和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职务可以有区别，人格却没有区别。”他还说：历史上有很多阶级，所以由进步、革命变为反动，就是因为它“开始没有良心了”，“良心蒙上一层东西，使它看不见真理”，“它就不能不撒谎，不能不违背良心。”按照这种谬论，叛徒和革命者都具有平等的“人格”，叛徒也是有“良心”的。叛徒所以当了叛徒，只是由于“一念之差”，使“纯洁”的“良心”蒙上了一层灰尘。而一旦按照中国赫鲁晓夫《修养》的办法，在敌人的“反省院”里“反省”一番，或者象杨四郎那样坐在宫院里“自思自叹”一阵，就可以揩去灰尘，纯化灵魂，恢复固有的“人格”，使“良心”重新发现。于是乎，叛徒就可以变成革命者，狗熊就可以变成英雄，卑污丑恶的灵魂就可以变得纯洁而崇高。这纯粹是欺人之谈！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同样，在阶级社会里也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格”和“良心”。中国赫鲁晓夫关于“人格”、“良心”之类骗人的说教，就是要把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说成是超阶级的“共同人性”，就是要给叛徒的肮脏的灵魂，配置一副美丽的躯壳。
叛徒就是叛徒。无论是死去的杨四郎之类，还是活着的“杨四郎”——中国赫鲁晓夫之流，统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为了保住一条狗命，不惜出卖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甘心跪拜在敌人的脚下，甘心为敌人充当帮凶和内奸，干尽坏事，罪不容诛。这是一群可憎可鄙的无耻之徒，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人格”！他们长着一副祸国殃民的黑心肠，哪里还会有什么“良心”发现！
中国赫鲁晓夫还制造了这样一种奇谈怪论：“‘做人’要妥善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要有具体的立场：‘老婆立场’、‘丈夫立场’、‘母亲立场’、‘儿子立场’”等等。真是荒唐透顶。我们说的立场只能是阶级的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二者必居其一。中国赫鲁晓夫却根本否定人的阶级性，按照他的这种谬论，站在“母亲立场”，就应当爱儿子，即使他是叛徒，也要象佘太君那样“一见娇儿泪满腮，点点珠泪洒下来”；站在“老婆立场”，就应当爱丈夫，即使他是汉奸，也要象杨四郎的老婆那样，“手拉儿夫不放开，你若走来将我带”。中国赫鲁晓夫极力鼓吹“老婆立场”、“丈夫立场”、“母亲立场”、“儿子立场”，就是妄图以“骨肉之情”，“伦理之爱”掩盖人的阶级性，要革命人民不分阶级界限，去爱敌人，去爱叛徒这类社会的渣滓，为他们这一小撮人民的死敌、无产阶级的叛徒，制造反革命的舆论，以便“顺利地”实现其篡党篡军篡政的罪恶阴谋。
中国赫鲁晓夫所以癖爱《四郎探母》这样的叛徒戏，欣赏杨四郎之类的无耻之徒，决不是偶然的，是出于他反动的阶级本能和反革命的需要。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不为“人性”的幌子所迷惑，决不为“人类之爱”的说教所欺骗。不管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狐群狗党以凶神恶煞的本来面目出现也好，蒙上一层“人类之爱”的面纱也好，装出一副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也好，我们都决不讲“人情”，决不讲“博爱”，决不能手软。我们一定要把头号大叛徒中国赫鲁晓夫连同他的叛徒哲学一起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