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痈疽，是他们的宝贝”——怒斥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包庇汉奸文人、攻击鲁迅的罪行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我们的痈疽，是他们的宝贝”
　　——怒斥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包庇汉奸文人、攻击鲁迅的罪行
　　许广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为了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计划，曾经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建国十几年来，他们通过自己的爪牙，在文化战线上对鲁迅一再实行围攻，对鲁迅的作品残酷地实行砍削，对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恶毒地进行篡改；而对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周作人，他们却百般殷勤，视为“国宝”，加意包庇，放手利用，让他在文化阵地上大肆放毒，危害人民。两相对照，完全暴露了他们反革命阴谋的罪恶勾当。
毛主席在他的天才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明确地指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却想方设法为汉奸周作人翻案。他们把这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乔装打扮一番，让其重新出笼，继续危害人民革命事业。记得刚刚解放，他们就把周作人从南京监狱中保释出来，旧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胡××如获至宝，立即指使他的一些得力干将，以国家机关负责人的身份，亲自到八道湾登门拜访，抬高周作人的身价，借以造成社会舆论，并且告诉公安部门：“以后不要再找周作人的麻烦”。就这样，使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和专政机构对他的监督。
他们包庇周作人的计划实现以后，更加胆大包天，进一步着手对周作人的利用。旧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胡××指示他的娄罗说：“可以出周作人的书”，“他的杂文将来也可以给他出集子”。他们把周作人吹成是一个“中国难得的人才”，说什么他能翻译很多外国作品，而且“文字流畅，语言朴实，可以作为外国文学的教材使用”。其实，他们正需要利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品来毒害人民，所以远至上古希腊、近至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作品，凡有所译，无不收录。据揭发，仅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单位，就为这个大汉奸出书十一种，已经译完而没有来得及出版的尚有六种。就这样，胡××、周扬之流，一方面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以几万元的国家财产，来养活这个帝国主义走狗；另一方面，又让这个汉奸用他肮脏的灵魂，来毒害我们广大的人民和青年学生。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为了反革命的需要，打着“红旗”反红旗，放肆地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时”了，鼓吹今后需要有一种“不再带阶级烙印”的，“使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全民文艺”，并且利用周作人这个汉奸，打着回忆鲁迅的旗号，来歪曲鲁迅的革命精神。一九五六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由于旧中宣部的大开绿灯，周作人在许多报刊和出版物中大肆放毒。比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帮助读者认识鲁迅、学习鲁迅》的小册子中，周作人就秉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的意旨，使出了很多卑劣的伎俩，借以欺骗不明真相的青年，麻醉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用心是多么恶毒。众所周知，鲁迅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而周作人则是一个每遇风吹草动，就在大门口悬挂太阳旗、改“周宅”为“羽太寓”的洋奴。由于鲁迅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坚决斗争，所以遭到敌人的嫉恨，先为周作人所不容，被迫从八道湾搬走，后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所通缉，因而远赴厦门，而广州，而上海，转战于敌人的空隙之处，最后居住在南方。而周作人在这本书里，故意篡改历史，别有用心地附录其他人的文章，替自己粉饰一番。文章说：“我家和伯父在北京同居的时候，我年纪很小，等到懂事了，伯父又搬走了，之后他又住上海……”。周作人利用这篇文章，掩饰鲁迅遭受迫害的情况，反而大肆渲染“在同住的时候，我们是很快乐很热闹的大家庭”，极力抹煞革命者和反革命之间的阶级界限，散布反革命的“合二而一”毒素。在《鲁迅与“闰土”》这篇文章的结尾，周作人竟恬不知耻地扬言：“我希望在不远的期间能够往绍兴去走一趟，不但看看故乡在解放后的变化，还可以看看这位‘闰土’的孙子。……因为追怀往事，或者还能记起些遗忘的事情来，给我作回忆文的资料，这也还不至于是完全自私的愿望吧”。这一段极其恶毒。它使一些阅历不深的青年看来，似乎周作人的多年不能返回故乡，并不是由于他彻底背叛人民，出卖祖国，认贼作父，以身事敌，无面再见江东；而是由于公务丛集，日夜繁忙。周作人在这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到晚年才想退休还乡的革命者，好象他对人民没有犯下滔天罪行，倒有很大功劳，对祖国没有背叛，倒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似的。真是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二字。一个汉奸，他到底有什么资格来这样玷辱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坛，而且竟敢说他制作毒品“不至于是完全自私的愿望”，真是岂有此理！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推行“全民文艺”的阴谋活动，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记得一九五六年十月，正当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他们便借纪念鲁迅的名义，在这方面大作文章。开会以前，周扬之流秉承其主子的意旨，拟定题目，指定干将，研究“作为人道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的世界观的形成”，研究鲁迅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性”。会议期间，他们不但把一些前清遗老、国民党军阀、三十年代的祖师爷、资产阶级政客、叛徒、特务、右派、流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以及一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塞入大会主席团之内，而且还指定专人，特地陪同大汉奸周作人去出席这个大会。反革命集团的重要头目陆定一，在台上直言不讳地叫嚷：“我们希望全国一切老的和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包括在台湾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内，在爱国的口号下团结起来”。请看，他们到底要爱什么样的国家？把大汉奸都拉来让其“爱国”，这不是对他们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吗？
当时，周作人简直成了他们手中的一块“宝贝”。在许多文章中，他俨然以研究鲁迅“权威”的面目出现。在一篇文章中，竟公然说关于鲁迅的资料，“我所知道已成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并且以此要挟群众，说什么他掌握的这些资料，“有如钞票一样，用掉一张，便少一张”。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让周作人能够放肆放毒，与周作人狼狈为奸，互相利用。并且指示报刊杂志派人向周作人组稿，一时八道湾门庭若市，约稿者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眼看中国文化革命运动的历史，快要被他们弄得模糊不堪了，鲁迅的战斗精神，被他们损害得很厉害了。一九五九年，我激于义愤，在自己的《鲁迅回忆录中》独辟一章，专门写了《所谓兄弟》，揭露事实真相，使一些年青的读者能够得到一个历史的梗概。但是，由于周扬之流的包庇，大汉奸周作人却并没有受到稍许的触动。
本来，由于旧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胡××的指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以预支稿费的名义，每月给周作人生活费二百元，但是这个大汉奸还嫌给的太少，说每月应给他四百元才行。周扬听到这话以后，马上批准如数照发，把他象猪猡一样的供养起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国广大革命人民和干部，克服由于天灾和苏修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周作人这个大汉奸却得到格外的照顾。有些机关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他奉献食品，去探望他的“疾病”。周扬本人更是对他关心备至，爱护有加，外出期间，特意将一叠盖有周扬私章的空白信笺交给周作人，让其随意填写，愿到那里，就到那里，令其为所欲为，满足其各种反动要求。回想起来，周扬之流对周作人如此垂青，而对鲁迅却那样怀恨，又是砍杀著作，又是曲加注解，又是造谣中伤，又是围攻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周作人这个汉奸，因为得到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的包庇和支持，所以每当国内外阶级斗争趋于紧张的时候，他就显得非常活跃。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是这样，一九六二年前后也是这样。在我们国家暂时困难时期，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把周作人放出笼来，联合一切牛鬼蛇神向党进攻。当时，被他们安插在鲁迅博物馆当权的叛徒，曾经用一千八百元的高价，收购了周作人的反动日记，作为“文物”保存。许多报刊也纷纷向周作人组稿，让他用“仲密”的化名，向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发出反党的召唤。而且，周作人还不受任何限制，可以为香港的反动报刊自由写稿。当时，有一个拜倒在国民党门下的无耻文人，就在香港大放厥词，攻击我们革命作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论述鲁迅的革命经历和斗争精神，胡说什么大陆上“连许广平也不敢说真话”。他特别卖劲地替周作人吹嘘，说鲁迅史料中的“一部分缺恨，已经由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填补起来了”，他“尤其期望”着由周作人再写出一本《鲁迅传》来。这批牛鬼蛇神，里应外合，内外夹攻，闹得乌烟瘴气，令人十分忿恨。他们简直把这个大汉奸快要捧上天了。记得鲁迅说过：革命胜利以后，有些先前的叭儿狗，他会挂出新的招牌来掩饰实情，欺骗世界，“这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别法”。为了维护革命利益，为了揭露事实真相，我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七日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又一次点名揭发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借口母亲等人生活困难，指使别人将鲁迅藏书编目出售，企图以此来消除鲁迅的影响，压制人民革命精神。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即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这个大汉奸便火气十足地向旧《北京晚报》提出抗议，说我的揭发是“一番胡来的诬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革命人民根据事实揭发汉奸的罪行，被他说成是“胡来的诬蔑”，那末，他在报刊上放出的毒草，不是正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的“香花”吗？那时，我还不十分理解，他这个民族的败类和国家的蟊贼，为什么竟敢这样气壮腰粗？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才明白了这个道理。原来他是有靠山的。据揭发，中国赫鲁晓夫的心腹周扬就亲口封过：“周作人从来不曾反对过共产主义”。周作人听到这样美化他的言论以后，立即写信对周扬表示感恩戴德，说：“闻之甚为幸慰”。他有这样一座靠山，怎么能不那样有恃无恐，猖狂反扑呢？
鲁迅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一年了。尽管阶级敌人对他不断的围攻，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却永远鼓舞着人民群众英勇战斗。鲁迅在他逝世前所写的“遗嘱”的最后一条中，曾经这样告诫我们：“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中国赫鲁晓夫出于他的反革命需要，却偏偏主张“宽容”，反对报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搞阶级合作。早在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战的时候，中国赫鲁晓夫就站在周扬一边，贩卖这种黑货，胡说什么“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抛去一切狭隘的对人‘不容忍’的傲慢的废物，不管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样式的人，你们都要去招致来”。甚至公开叫嚷，不要“怕领导权被人抢去，怕受人家利用，怕汉奸来破坏……”等等，等等。三十年的时间虽然过去了，但是中国赫鲁晓夫的爪牙们并没有忘记主子的黑指示，还在更加卖劲地实践他的政治纲领，还在替他“招致”汉奸来从事破坏活动，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险毒辣之处，正在于他们搅乱阶级阵线，篡改历史，颠倒敌我，混淆黑白。解放以后，大汉奸周作人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包庇和利用的事实，使我们得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教训：划清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界限，“扫除一切害人虫”，提高我们的革命警觉性，乃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为了我们的人民永远幸福，我们一定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文学战线》一九六七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