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雷》是怎样贩卖“后十条”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风雷》是怎样贩卖“后十条”的
宛敬青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吹响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反攻的号角。中国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篡改，炮制了极端反动的“后十条”，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力图把运动引向邪路。
反动小说《风雷》，不仅为中国赫鲁晓夫刮起的翻案风、单干风卖命地呼号；而且使尽了力气为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呐喊助威。反革命分子陈登科供认：《风雷》是在“后十条”的基础上修改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一九六三年才开始的。《风雷》却让他的主人公祝永康在一九五四年就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作法又和中国赫鲁晓夫搞假四清、真复辟的作法完全相同。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解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国赫鲁晓夫却胡说什么运动的性质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妄图用所谓的两个“交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达到其假四清、真复辟的罪恶目的。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紧步中国赫鲁晓夫的“足印”，在《风雷》中挖空心思捏造了黄泥乡这样一个“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纠结在一起”的典型。为了表现这个“交叉”，陈登科编造了一串荒诞离奇、肮脏庸俗的人物关系。在陈登科笔下，党的干部、“英雄”人物、反动富农、贫下中农，都被一根亲友关系的纽带连结着：反动富农黄龙飞是区委书记熊彬的老丈人；熊彬是县委书记方旭东的大舅子；方旭东是“英雄”人物祝永康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好干部”任为群的嫂子“贫农”羊秀英又是黄龙飞的姘头……。在这些人物中间，陈登科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例如阶级敌人和“贫下中农”互相勾结；党内外坏分子串通一气，密谋陷害干部；祝永康和朱锡坤之间以个人恩怨为核心的斗争……真是矛盾重重，错综复杂。但是，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独独看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实质。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动小说《风雷》中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整的是什么人呢？是群众。在陈登科的笔下，黄泥乡的群众，坏人成群，坏事成堆，苦大仇深的羊秀英是“破鞋”，讨饭出身的黄大叔是懒汉。他们投机倒把，为非作歹。似乎黄泥乡的问题，就出在他们身上。于是，他们就成为重点挨整的对象。请看，小说中这样的描写，同中国赫鲁晓夫用所谓“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论调，制造种种借口，大整干部，大整群众，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如出一辙吗？
《风雷》中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又完全是中国赫鲁晓夫的“暗察私访”、“扎根串连”那一套。中国赫鲁晓夫疯狂反对毛主席历来主张和历来实行的群众路线，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向社会作调查，胡说什么“贫下中农不向我们说真话”，“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把解放十几年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仍然当作“敌占区”，荒唐地搬出了一套所谓“白区工作经验”，主张“工作队进村以后，要进行“秘密工作”，“扎根串连”。
反动小说《风雷》，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祝永康隐姓埋名的神奇活动，如“夜访何老九”、“巧遇羊秀英”、“三请陆素云”等等，祝永康的这一套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它和资产阶级分子王×ד捂个大口罩，包个大头巾”，在桃园大搞神秘活动完全是一路货！对于这种“私访”，陈登科倍加赞赏，并极力夸大其政治“威力”，竭力宣扬就是用这种方法平反了任为群的“冤案”，揭开了黄泥乡“阶级斗争”的盖子。真是荒唐已极！
看看祝永康扎下的“根子”和依靠的对象都是些什么人吧：有不通过群众就平了反、翻了案的任为群；有叫嚷“解放以来”“还没翻过身来”的“老贫农”李学成……。祝永康就是利用这一些人，在黄泥乡大刮翻案风，大刮单干风，大搞复辟资本主义活动的。
反动小说《风雷》，极力宣扬和美化中国赫鲁晓夫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为了配合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罪恶阴谋，他的小娄罗陈登科和几页发了霉的《风雷》，也逃不脱彻底灭亡的命运！〔本版由《新安徽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