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上海第二钢铁厂革委会常委、上海半工半读工业大学毕业生、工人工程师　王佩洲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字字句句说到我们工人心坎里。我越学越高兴，越学心里越亮堂。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实现这个战斗纲领，我们工人、贫下中农，我们劳动人民就可以在文化上、科学技术上彻底翻身，就可以永远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就可以永远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的垄断，大大地发挥我们工人农民的聪明才智，大大加快新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我们的伟大祖国千年红、万代红，世世代代永远红！
我出身于贫农家庭。我家祖宗三代，从来没有一个人进过学校门。一九四七年我到上海当学徒，报户口的时候，人家把我的名字“王佩洲”写成“王明洲”，我也不知道。解放以后，托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福，我才进了业余小学，才认识自己的名字，才知道自己户口簿上的名字写错了。为了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大恩情，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想尽办法搞好生产。我为国家稍微做出些贡献，党和人民就给了我很大荣誉。一九六○年，在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的提议下，上海从工人中提拔了一百三十六名工程师，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件大喜事。这件事一传到厂里，老工人都围着我，说：“多少年来也没有看见工人当工程师，老王，你可要替毛主席争气，替共产党争气，替我们工人争气，好好地干啊！”可是，那些资产阶级“专家”，那些反动技术“权威”，他们从来就把“工程师”这个头衔看作他们的私有财产，一看到我这个大老粗当了工程师，真比咬掉他们一块肉还难受，拚命排挤我，打击我，讽刺我，说起来真叫人火冒天灵盖，连肺都要气炸了。
我被提拔为工程师以后，厂里调我到中心试验室工作。当时，我懂得一些实际生产技术，缺乏理论知识。心想：不懂不要紧，虚心向人家学不就行了吗？那时候，试验室里有个技术员，是个大学毕业生。我诚心诚意地向他求教。我对他说：“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什么ＸＹ，弄也弄不清，请你教教我好不好？”这个家伙一听我这么说，先在桌子上拿起一瓶墨水朝我面前一放，然后死样怪气地说：“你肚皮里这个东西太少了，还是不要学算了。”真是欺人太甚！又有一次，他明知我文化低，却拿了张图纸来叫我“审查”。我很客气地对他说：“你审查审查不就行了吗！”他冲口就这么一句：“你是工程师，我是技术员，你的水平应该比我高嘛！”接下来，他就要我计算什么刚度和强度，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们工人不晓得什么刚度、强度，只晓得‘吃得消’‘吃勿消’。”他就冷冷地说道：“光凭
‘吃得消’‘吃勿消’，就做工程师啦！”听听，这有多气人！
别看这些“专家”讲话这么刻薄，好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实际上这些家伙的技术水平也实在可怜得很。“讲讲头头是道，做做到处碰壁”。有一年，国家交给我们厂一项光荣任务：提高矿用钢丝绳的质量，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厂里还特地搞了个赶超办公室，请那些“专家”闭门研究。有一个家伙，东寻西觅，从日本技术书籍上找到了一个“宝”，花了不少钱，搞了一年多，后来发现这个“宝”还是人家一九三○年的东西，这不是活见鬼是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里，我们工人从他们手里把技术大权夺了回来，派人深入矿山调查研究，回来对症下药，只花了半年时间，就找到了窍门，可以使矿用钢丝绳的寿命延长一点六倍。
那时候，我从这些亲身经历中，深深地感到，我们工人阶级不把技术大权从那些资产阶级“专家”手里夺过来是不行的。
隔了没有多少时候，上海科技大学招生了，厂里决定送我去学习。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真高兴极了！工人进大学，还不高兴吗？报到那一天，学校里派人领我们参观，向我们介绍：科技大学是个“正规”大学，要读五年才能毕业。为了办这所大学，国家花了不少的钱，一个学生做一项试验，平均要十九元……。我一听“五年”和“十九元”这两个数字，马上呆住了。五年！我的天，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人弟兄，在这高楼大厦里耽五年，我就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上一堂课、做一项试验要花十九元，五年下来，要花国家多少钱啊！不干，不干，无论如何不干！第二天，我就以迁户口为名，偷偷地溜回厂里，说什么也不愿进这种大学。
厂里见动员我进科大不行，就又把我送到市半工半读工业大学。对于这个学校，开始我们工人都是非常满意的。它按照柯庆施同志的意见，以延安“抗大”为榜样，搞三八作风，政治气氛很浓，教学同实际联系得也比较密切，学了就能用，对于搞技术革新很有用处。有一次，有一个工厂的塞柱磨损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每天要损失几万元，如果换新的，花钱多不说，而且慢得很，时间拖得太长，国家损失实在太大。这个厂的同学，把这个问题带到学校里，同大家一起商量。我们几个同学凑在一起，把实践经验和学到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去研究塞柱修复问题。经过研究，我们决定用“表面恢复”的方法，来修复它。这个建议一提出，有的“专家”听了吓得吐舌头：这么个大家伙（塞柱有两层楼那么高），表面修复能行吗？我们不理他，坚决同工人一起搞试验，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克服了一连串技术上的困难，获得了成功。修复的塞柱，质量比新的还要好。
可是，后来这所半工半读工业大学的党内走资派，秉承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的黑指示，背着柯庆施同志，丢掉“抗大”精神，搞“正规化”，拚命“向全日制大学看齐”。学制从三年延长到四年，并且不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这样一来，我们工人就不大喜欢它了。特别是教学内容，添了又添，加了又加，搞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东西。平常，要我们死背死记许多公式和原理，临到考试，尽出些古里古怪的题目。这实在令人恼火透顶。譬如说，我们这个班里，有个三十年的老车工，技术非常高明，经验当然更不用说了。有时候，有些同学在生产上碰到些难题，去找他，十有八九能得到解决。谁知道在考刀具这一门课的时候，因为出的是脱离生产需要的怪题目，这个三十年的老车工却只得了个“二分”。再拿我自己来说，搞了几年热加工，在这方面总还有点实践经验，那里晓得一次期终考试，教师出了几个题目，其中有一个叫“铁炭平衡图”。这是一个纯粹“理论性”的题目，对生产实际根本没有用，我自己也根本没有去学它，当然考不出。而在这次考试中，这个题目偏偏占了一半的分数，这个题目做不出，别的题目即使百分之百答对了，也不过得个二分半，最后我也只得了个二分。从这两个例子里可以看出，这个半工半读工业大学，受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也很深。我们一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光辉指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缩短学制，改革教育，保证这个学校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
（新华社上海二十六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