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革命调查纪实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农村教育革命调查纪实
《辽宁日报》调查员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最近，我们走了几个农村人民公社，和贫下中农、教员、社队干部一起，开了十几个座谈会，收获不小，总的印象是：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发出后，一个蓬蓬勃勃的教育革命运动已在全省广大农村迅速兴起。只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和贫下中农见面，农村的教育革命并不很难，过去以为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一
为什么广大贫下中农对旧的教育制度不满意？为什么贫下中农的孩子上学的少，退学、留级的多呢？贫下中农做了明确的回答：
一位老贫农说：“过去总说咱们的孩子笨，比不上地富子女灵俐，这纯粹是瞎扯。队里一个地主儿子放学回家，他爹对他说：‘你埋头抠书本就行了。咱家成份不好，在这个社会我是没有出头之日了，就得指望你念书得了一官半职好出头’。这不是叫他的孩子给地主阶级传宗接代吗？！咱那二小子回家，书包还没撂下，我就说：‘去干点活去，念了六个钟点的书了，该劳动劳动了。’咱贫农的后代要文武双全，贫农的孩子不会干活，我总觉得丢人。”
一个是念书为当官出头；一个是要文武双全，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两个阶级从两个根本不同的立场所提出的两种培养后代的要求。所以那位老贫农气愤地说：“中国赫鲁晓夫的教育制度偏偏相中了死抠书本，学校的规矩都是为这号人开门，专为这号人升学当官服务的，你说这号制度是为那个阶级定的？”
另一个贫农接着说：“这还不算，把咱们孩子从学校赶出来，还说咱们孩子淘，不听话，见他的鬼吧！到底是谁听谁的话？听话要听毛主席的话，这才是听话。咱孩子不愿受资产阶级那一套夹板气，造他们的反，可地富子女却对这个旧教育制度打心眼喜欢。过去走资派指着咱鼻子骂咱们贫下中农不听话，是‘刺头’，说地富‘老实肯干’，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一个回乡知识青年说：“限制贫下中农子女上学还不算，上了学的只让死啃书本，不联系生产，不结合实际。有用的不学，没用的学一大堆。念了十二年书，回家嫌家脏，下地嫌活累。学了代数几何不会当会计，改个梯田还不会算；学了化学物理，农药化肥分不开，连安个灯泡都不敢，我爹总骂我念书念成了窝囊废。”
一个贫农社员接着说：“原先咱们总琢磨不透，为啥新社会办的学校，进去的是贫下中农子弟，出来就忘了本。我儿子毕业回来，他总觉得自己成了上等人，倒嫌我脏，走路都仰着脖子。这回毛主席派贫下中农去管学校，才知道学校里还是资产阶级的地盘，教员里还有地富反坏右呢！咱们生产队里，找个饲养员还要选最可靠的贫下中农，咱们孩子归那些家伙教，教不坏才怪呢！提起这样的教育制度，把咱的肺都要气炸了。”
有人讲贫下中农是大老粗，一个大字不识，怎么能搞教育革命。实际呢？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对旧的教育制度最了解，最痛恨，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最有力，最准确。
二
几十年来，毛主席有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伟大指示，为什么落实不了？为什么农村教育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贫下中农也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一个土改时的老农会主任说：“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来，就是有中国赫鲁晓夫在当间横着。教育革命总是搞不成，就是因为咱们贫下中农没有权。”
一个大队副主任说：“过去贫下中农对学校的意见能堆成山，可就解决不了，就是因为咱们说了不算。贫下中农早就提出，‘不要老在县里、公社里给学校盖大楼，还是到大队里来办’，可走资派不干。中心学校有个国民党残渣余孽当老师，专门迫害贫下中农子弟，咱们提出撤换他，可人家是归县里管的‘国家干部’，咱们搬不动，吵吵几次也解决不了。”
一个小学教员说：“贫下中农对学校提过很多意见，咱们也想改，可就不让改。有一年队里庄稼旱得冒烟，群众要求我们停课抗旱，我们请示中心校，中心校请示县里，答复说：‘要是影响升学考试，你要负全部责任’。结果，就是没敢放假。可人家民办的学校都放假抗旱了，就是因为民办的耕读学校的权在大队，归贫下中农管。”
至于课程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宣扬封建主义、修正主义黑货更是不少，可就是不讲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对这事的意见最大，早就提过。因为教育大权在上面走资派和所谓教育界“权威”手中，他们根本不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所以总也解决不了。
老农会主任说：“这回毛主席让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了，把权给解决了，这可解决了教育革命的根本，咱们听毛主席的话，教育革命一定能搞好。”
三
批判了旧的教育制度，今后农村的学校坚持什么方向？贫下中农说：就是要坚决落实毛主席“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最新指示，把教育大权真正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由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政治领导，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学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一个贫下中农社员说：“管理学校可是个大事，从打开天辟地以来，就没听说让贫下中农去管理学校。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到咱心里去了，他老人家想得最远，这是保证咱们子孙万代不变色的大事。要不然，咱们打倒一批走资派，打倒了一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将来学校又给你造出一批修正主义分子，这还得了！所以教育革命第一条就非得把学校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不可。”
一个公社干部说：“我们这里有公办学校，也有民办和耕读学校，从教师队伍看，从为贫下中农服务和与生产劳动结合来看，从学生的政治质量来看，都是民办的耕读的比公办的强，小学比中学强，大队的小学比公社的中心学校强。就是因为民办的小学，大队贫下中农有权管。公社的中心学校、中学离贫下中农很远，离生产劳动很远，所以就不受贫下中农欢迎。”
在辽南有个松树大队，一九六四年贫下中农自己办起个耕读小学，大伙从回乡知识青年中选出了自己最信任的老师。一没有经费，二没有校舍，完全靠贫下中农的支持，从十四个学生发展到一百五十五名学生，越办越兴旺，大队贫下中农一提这个学校，都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
一个老饲养员说：“咱们这个学校没花国家一分钱，学生上学也不交学费，贫下中农也没花一分钱，全是老师带着学生参加集体劳动，大队给点工分。老师和咱们一样，上一天课记一天的分。那老师真正和咱们是一个心眼，教出的学生也带劲，学生从小就学会一心为集体，就学会干活。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有什么新指示，老师就教给学生，让学生回家来宣传。国内外的大事，我们都从孩子那里听来。学校不光教小孩，连大人也教了。”
一个老贫农说：“这学校处处为咱们着想，没有校舍，把学校办到生产队，办到铁匠炉，办到地头，办到炕头上去了。我们这个大队在山沟里分四个点，老师到处跑着教书，不让学生跑远路，咱可省心哩。六、七岁也好，十七、八岁也好，只要你想学习，老师就教。没有洋学校那套死规矩。”
另一个贫农社员讲：“毛主席在延安给抗大讲课，林副主席当校长，那时哪有什么漂亮教室啊？还不是自己带了个小板凳，在膝盖上写笔记吗？可是为咱们国家教出了那么多的好干部。”　
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老师、贫农的女儿徐靖芳同志说：“办这个学校是经过一番斗争的，咱们这里要啥没啥，县里、公社都看不起。可咱们有一条最好的条件，就是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阶级斗争课请老贫农讲，讲饲养牲口就请饲养员，讲大车就请车老板，讲农活也是请贫下中农，我只是教点文化，帮助组织一下。如果说我是学生的老师，那些老贫农、老饲养员就是我的老师。每当我遇到困难，有些动摇时，就是这些最好的老师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鼓励我、支持我、要求我。离开他们，我就啥也干不成了。”
老饲养员最后讲：“说一千，道一万，这个学校办得好，就好在从开始办学就是咱们贫下中农掌权。最近毛主席讲了，学校由咱们来管，我看咱们的学校最符合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农村办学的方向。”
贫下中农说的多好啊！他们对毛主席最热爱，最忠诚，最有无产阶级感情，松树大队办学的方向，就是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这样的学校真正由贫下中农掌权，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真正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了。这样的学校发扬了抗大的作风，艰苦朴素，联系实际，联系生产劳动，真正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的学校也给知识分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出了榜样。象徐靖芳这样的同志，和队里的记工员、饲养员一样，完全成了在农村负责教育工作的一名普通社员。这样的学校也就成了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普及文化，培养一代新人的一个重要阵地。
（原载十月十九日《辽宁日报》，本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