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狂热鼓吹刘少奇叛徒哲学的反动小说——批判《战斗的青春》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一部狂热鼓吹刘少奇叛徒哲学的反动小说
——批判《战斗的青春》
冀向东
一九五八年，一个名叫孙振（笔名雪克）的反革命小丑，抛出了一部反动小说《战斗的青春》。小说一出笼，立即博得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赏识。小说一版再版，吹捧的文章连篇累牍，又是搬上舞台，又是改编成电影剧本，鼓鼓噪噪，煞是热闹。
一本小说，为什么会得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如此重视呢？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周扬在得意忘形之际，一语泄漏了这个“天机”。周扬说：《战斗的青春》“很好，好就好在把区委书记写成叛徒。”
周扬的吹捧，从反面道出了这本书的要害。
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已经公之于众的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资产阶级司令部大肆吹捧这部大毒草的真实目的，就不言而喻了！他们的所谓“好”，就是“好”在它狂热地鼓吹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
叛　徒　的　赞　美　歌
《战斗的青春》写的是所谓冀中平原抗日战争的故事。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区委书记胡文玉，就是一个叛徒。
叛徒，是为了一条卑贱的生命而跪倒在敌人脚下的历史罪人，是靠出卖革命、出卖同志，向敌人摇尾乞怜的癞皮狗。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描写叛徒，必须揭露叛徒卑鄙污浊的灵魂，谴责叛徒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批判叛徒活命第一的腐朽的人生哲学。
《战斗的青春》却反其道而行之。整个作品中，作者对叛徒胡文玉不是无情的揭露，愤怒的斥责，猛烈的鞭挞，而是狂热的吹捧，无限的同情，百般的辩解。在胡文玉叛变之前，作者肉麻地为这个资产阶级的大少爷叫好；在胡文玉叛变之时，作者想方设法为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开脱；在胡文玉叛变之后，作者还明目张胆地为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翻案。十分清楚，作者想用这些硬抹上去的脂粉，掩盖叛徒脸上罪恶的血迹；想用这套卑劣的手段，使叛徒逃脱革命人民的严厉审判。
请看，在胡文玉叛变之前，孙振是怎样为这个资产阶级的花花公子歌功颂德的。
胡文玉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富商家庭，从小过的是公子哥儿的浪荡生活。因为不满意父母的包办婚姻，他离开家庭，混进了革命队伍。他没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却很快入了党，并当上了区委书记。对于这样一个灵魂深处还是资产阶级王国的知识分子，小说没有一点揭露，没有一点批判，相反，却从外表到灵魂竭力加以美化。在孙振的笔下，胡文玉是一个出类拔萃、不可多得的“好干部”：他“魁伟俊秀”，“举动潇洒”，“干净俐落”，“显得十分精明强干”；他“工作上有魄力，有办法”，一到区上“就生龙活虎地干起来，工作特别活跃”；他“坚持发动群众展开反资敌斗争”，获得了“最突出的成绩”；工作上，他不辞辛苦，常常“三夜不睡”，废寝忘食，生活上，他爱护同志，“知冷知热，处处关心”……。在孙振狂热的吹捧下，胡文玉俨然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
强盗杀人，有一套强盗逻辑；叛徒为自己开脱，也有一套叛徒的理论。大叛徒刘少奇曾经说过：“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人……本来是真想革命的，但是后来当了叛徒。”按照这种逻辑，叛徒过去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只是“后来当了叛徒”，自然有“功”也有“过”，叛徒就成为“功过相抵”的可以原谅的人了，或者简直是“功大于过”的“英雄”了；按照这种论调，叛徒“本来是真想革命的”，只是“后来当了叛徒”，自然他的叛变没有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他可以“站过去”，也可以“站过来”了。《战斗的青春》贩卖的正是刘少奇的这套货色。叛变前的胡文玉，不就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英雄”，“真想革命”的“好汉”吗？这完全是欺人之谈！是作者夫子自道的叛徒赞美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无产阶级看来，叛徒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蠹虫和投机分子。为了卑怯地求活而跪倒在敌人的脚下，正是他们丑恶灵魂的总暴露，正是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质的总暴露。对于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来说，有什么“功劳”可讲？有什么“真想革命”可言？刘少奇和孙振一伙大肆美化叛徒的历史，目的是想用叛徒的“功绩”来掩盖他们自己的叛徒罪行，用“偶然的失足”来抹煞他们自己及其同伙背叛革命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粉饰他们的叛徒行径。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们不过是将自己的叛徒嘴脸公诸于众，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叛　徒　的　辩　护　士
为了保命而跪倒在敌人的脚下，出卖革命，出卖同志，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是永远不能饶恕的罪行，这是永远不能洗刷的耻辱。《战斗的青春》的炮制者却站在叛徒的立场上，使尽力气为叛徒的变节行为辩解，千方百计为叛徒的叛卖行径遮丑。
为了宣扬“叛变无罪”，孙振精心编造了一个“不自觉”叛变论。小说的第一版是这样描写胡文玉的叛变的。在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大“扫荡”中，胡文玉与党失去了联系。在“无目的”的“漂流”中，他“稀里糊涂”地落进了特务赵青兄妹的圈套，“不知不觉”地被他们拖下了水。当胡文玉“发觉”自己已经成为叛徒时，“突然面容惨白，垂下眼皮，身上打了两个寒战”，“好象是在做梦”。甚至在游击队发现了他的叛徒罪行，把他拘留以后，他还惶乱地喊道：“我什么也不理解，我现在完全不明白我是怎么回事，……我是个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一个“不理解”、“不明白”、“不知道”！三个“不”字，表明胡文玉的堕落是何等的不自觉；三个
“不”字，表明胡文玉的叛变是何等的不情愿；三个“不”字，表明胡文玉对自己叛徒的命运是何等的委屈和不平。胡文玉真的“不理解”、“不明白”、“不知道”吗？不对！革命与反革命，界线清楚，壁垒分明，难道“不理解”？出卖党的组织，帮助敌人建立反革命的秘密武装，和特务赵青一起密谋暗害游击队……，自己干了什么勾当，难道“不明白”？在革命队伍中混了一阵，为了一条狗命，不惜向敌人屈膝，从狗洞里爬出来，自己是什么东西，难道“不知道”？什么“不自觉”，这是叛徒用来掩盖自己嘴脸的遮丑布，逃避人民审判的遁词！孙振用“不自觉”叛变论来为叛徒鸣冤叫屈，证明他与胡文玉是一丘之貉！
为了宣扬“变节有理”，孙振大肆鼓吹活命哲学。小说的第三版是这样描写胡文玉的叛变的。日寇大“扫荡”那天，他被伪军抓住了。在敌人的威逼下，他感到十分恐怖。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血污的尸体”，他仿佛觉得自己“真的就要死了”。正是在这种生死的关头，他在敌人限定的最后一分钟里，“突然象掉在海里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了钢笔，在自首书上签了字”。
好个“仿佛看见了自己的血污的尸体”！难道为了保住脑袋，就可以丧失革命的气节，出卖自己的灵魂吗？这完全是从刘少奇那里贩来的。刘少奇胡说什么共产党员要有“自爱心”，要“钟爱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在他看来，个人就是一切，脑袋就是一切，只要能“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什么党的利益，什么革命的原则，什么民族的尊严，统统都可以出卖。他还厚颜无耻地散布说：“在某种转变关头，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要发生一些动摇和变化是很自然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刘少奇这一整套无耻透顶的活命哲学，其实就是他一生叛卖革命的“经验之谈”。
对于这种为叛徒辩护的反动谬论，孙振是很能心领神会的。胡文玉不正是在“某种情况下”，“发生一些动摇”，才乖乖地在自首书上签字的吗？不正是为了“钟爱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才投到敌人的怀抱中去的吗？不要脸的人说出不要脸的话，刘少奇和孙振是那些可耻叛徒的可耻的辩护士。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是对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热情赞美，也是对那些活命第一的可耻叛徒的严厉斥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我们党的光荣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在暗无天日的敌人的监牢里，是坚贞不屈的硬骨头；在刺刀对着胸口的刑场上，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视死如归的英雄。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他们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孙振不去歌颂这些真正的英雄，却按着刘少奇的调子，极力兜售叛徒哲学，大肆鼓吹活命第一，公开为叛徒胡文玉的投降变节行为开脱，真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
叛　徒　的　翻　案　书
叛徒既然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将受其叛徒立场所制约。
然而，在《战斗的青春》里，这一切都变了样。作者大肆渲染胡文玉叛变后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极力颂扬胡文玉的所谓赎罪行为。
对敌人的屈膝，就意味着对革命的背叛。《战斗的青春》里的胡文玉，却是个“特殊”的叛徒：他投降了敌人，却与敌人貌合神离；他背叛了革命，却对革命依依不舍。你看，他身在敌人据点，心还向着游击队，对于敌人的胜利，他只是“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更使人不能容忍的是，在胡文玉叛变之后，孙振还让胡文玉说什么“共产党抗日救国总是真心真意的”，表示胡文玉的心还是真诚的，思想还是革命的。胡文玉投敌变节，表明他已成了残杀革命者的刽子手，成了革命人民的死敌，孙振硬要把一个叛党分子写成对党一片真心，真是颠倒黑白，漫天撒谎！
对革命的叛卖，就意味着对敌人的忠心。《战斗的青春》里的胡文玉，却是个“特殊”的叛徒：他不是死心塌地地追随敌人，而是在痛心地批判自己的堕落和罪恶。你看，这个叛徒已经认识到自己“给敌人开了名单，写了宣传品，罪恶更深了”；已经觉悟到自己
“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可怜虫”，活着“没有价值”，死了“也毫无价值”了；已经深深感到对不住游击队，“没有脸”见他们了。他悲痛欲绝地呼喊：“给我一条回头路！”叛徒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可以出卖党的事业，可以出卖革命的原则，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根本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孙振却硬把一个厚颜无耻的叛徒写成一个“知耻”、“后悔”的人物，真是可恶至极！
孙振极力把胡文玉打扮成一个当了叛徒还念念不忘革命的“二重人格”的人物，力图为叛徒翻案，这是枉费心机的。所谓的“二重人格”，不过是刘少奇的“对敌人忠实，对党也忠实”的谬论的翻版。事实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叛徒，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对党的忠实是假，对敌人的忠实是真。叛徒胡文玉的种种忏悔式的表白，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叛徒嘴脸罢了。
为了给胡文玉树牌坊，在小说结尾，孙振竟然丧心病狂地让这个已经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汉奸、刽子手“良心”发现，想用枪打死日本队长渡边，以此“赎回自己的罪过”。不料渡边发现了胡文玉，先开了枪，打伤了胡文玉。你看，在孙振的笔下，这个叛徒、汉奸、刽子手不是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英雄”了吗？
由“真心革命”到“偶然失足”到最后又“悔过自新”，这就是孙振为叛徒胡文玉树碑立传精心安排的三部曲。
孙振这样描写，不是什么“新创造”，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兜售的是刘少奇的“一念之差”论。刘少奇曾经公开说：“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他要反动，也是‘一念之差’。我们就有很多共产党员，本来是真想革命的，但是后来当了叛徒”，“就个人来讲，是可以自由的，可以站过来，也可以站过去，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也可以不革命。基本问题是一个想头，一念之差的距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孙振真不愧为刘少奇的忠实门徒，他完全按着刘少奇这种叛徒理论来塑造胡文玉的形象。你瞧，胡文玉多“自由”，他今天还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明天就成了敌人的顾问，后天呢，忽然又由叛徒变成了“英雄”，而这中间都不过是“一念之差”！
什么“一念之差”！完全是胡说八道。革命和反革命之间，难道仅仅是“一念之差”、“差之毫厘”吗？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那些可耻的叛徒，是根本对立的。前者“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们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后者为了活命，为了一己的私利，就可以跪倒在敌人脚下，出卖革命、出卖党、出卖自己的灵魂。这难道仅仅是什么“一念之差”的距离？不！这决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孙振通过胡文玉的形象，狂热地鼓吹刘少奇的“一念之差”论，企图把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打扮成“英雄”，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用心何其毒也！
孙振为什么不去歌颂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人物，而去歌颂那些不齿于人类的可耻叛徒呢？现在已经查明，孙振本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跪倒在敌人的脚下，也是从敌人“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出来的可耻叛徒。同病相怜，物伤其类，难怪孙振要肉麻地为叛徒胡文玉唱赞美诗，难怪孙振要声嘶力竭地充当大叛徒刘少奇叛徒哲学的吹鼓手！
这样一部露骨地宣扬叛徒哲学的大毒草，当工农兵群众在一九五九年奋起批判时，为什么那些“大人物”要利用权势，调动力量，疯狂镇压，不准批判呢？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揭穿了这个谜底。原来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不仅早在一九三六年就亲自策划一批人向敌人自首，而且他自己也曾数次跪倒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脚下，是个无耻的大叛徒。刘少奇为了庇护以他为首的那个隐藏在党内的叛徒集团，长期以来，大肆宣扬叛徒哲学。在他的掩护下，一小撮无耻的叛徒打扮成“老革命”的模样，混进了我们的党、政领导机构，窃取了重要的领导职位。刘少奇通过招降纳叛而拼凑起来的这个反革命别动队，在党内形成了一个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篡党、篡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战斗的青春》极力美化叛徒，归根结底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刘少奇和在他的包庇下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变新中国为旧中国，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以刘少奇为首的隐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揪了出来，剥去了他们“老革命”的外衣，使他们显出了老反革命的原形。无耻透顶的叛徒文学《战斗的青春》，也随着它的主子的灭亡，而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