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毒草挖修根的指路明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铲毒草挖修根的指路明灯
上海市川沙县顾路公社 铲毒草战斗组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诞生三周年了。三年来，我们铲毒草战斗组，就是遵照《座谈会纪要》这一光辉文献，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搏斗。我们深切地感到，《座谈会纪要》是我们铲毒草的战斗纲领，是我们挖修根的指路明灯。
我们战斗组建立后的第一个战斗任务，就是批判苏修文学大毒草《一个人的遭遇》。开头，有些同志有点畏难。有人认为，这是外国毒草，不大好锄；有人说，这是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肖洛霍夫“大作家”写的，不大好碰。于是，我们就组织学习光辉文献《座谈会纪要》。《座谈会纪要》指出：“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这段话，大大地给我们打了气，鼓了劲。大家信心百倍地说：我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田里不管长的是什么毒草，都得铲除，锄下来的毒草可以作肥料肥田。我们同文艺黑线作斗争，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见到毒草就要锄掉。这也要象扫地一样，室内要扫，室外也要扫，外面吹来的灰尘更要扫。就这样，在《座谈会纪要》的激励下，我们抱着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无比憎恨，用我们贫下中农的亲身经历，以充分的、铁一般的事实，写出了第一篇批判文章：《举起锄头铁锹，痛打肖洛霍夫》，痛斥了肖洛霍夫在《一个人的遭遇》里所宣扬的“战争恐怖”论。我们用这篇文章在上海文艺界批判苏修文学大会上发了言，报刊上也刊登了这篇文章。
通过学习《座谈会纪要》，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学艺术也是我们工农兵和劳动群众创造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但在过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文艺大权不在我们工农兵手里，而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
“权威”所把持，为他们所利用。他们利用文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吗，明明是大毒草，作品还没有出版，吹捧文章却早已写好了。那些把持出版大权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移花接木，有的改名换姓，互相吹捧，而把我们工农兵的批评、意见却打入冷宫，根本没有我们的发言权。那时，只有他们放毒的“权利”，没有我们工农兵批判毒草的自由！想想真是气愤极了！这个文艺批评的大权，我们一定要夺过来。于是，我们根据《座谈会纪要》的“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的指示，对在农村影响较大、流毒较广的那些毒书、毒戏、毒电影进行口诛笔伐的批判。在方法上，我们采用开调查研究会，座谈会，利用有线广播，召开规模较大的群众性的批判大会，等等，开展大批判，做到广泛发动群众，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贫下中农，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与贫下中农一起铲毒草、挖修根。
实践证明，《座谈会纪要》提出的“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就是好。这样做，群众发动得广泛，能够紧跟形势，内容形式新鲜，有利于对群众进行教育。比如我们在东海大队批判一部毒草小说时，几乎把全大队的社员都发动了起来，积极投入了批判。贫下中农的发言，就是有血有肉有感情，能够紧紧地抓住要害，批得深，批得透。语言也简练生动。我们在批判毒草小说《归家》中的主人翁李菊英时，一位贫农社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李菊英这个人，看上去是农村青年的貌相，实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谈情说爱的‘能将’，白专道路的榜样。这种青年是喝刘少奇的毒汁长大的，如果不肯改造，最后只能落个被工农兵抛弃的下场。”
通过三年来的实践斗争，我们深深体会到，《座谈会纪要》就是铲毒草、挖修根的指路明灯，我们一定继续遵循《座谈会纪要》关于“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的精神，再接再厉，乘胜前进，进一步开展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让文艺批评这一锐利的武器，牢牢掌握在我们工农兵手里，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