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食品总厂革委会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 用党的政策统一干部和群众的认识 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北京食品总厂革委会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
用党的政策统一干部和群众的认识
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
本报讯　北京食品总厂革命委员会在驻厂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遵照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伟大教导，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落实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武装群众，教育群众，使党的政策得到落实，加快了斗、批、改运动的步伐。
在举办学习班以前，革委会委员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最新指示，对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总结，发现在部分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一些宁“左”勿右的思想，阻碍了政策的迅速落实。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有些人认为这些人是“烂瓜”，不能沾边，不敢和这些人接近，更不敢提出解放。对于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有些人认为这种人是“有几个不多，没几个不少，拉不拉，教育不教育问题不大。”因而，一些人主张对犯了错误的人应该“严”着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自己和这些人划清了界限，才不会犯右倾错误。革命委员会认为，以上这些错误思想，是“私”字的反映，是全面落实党的政策的障碍。要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加快斗、批、改运动的步伐，必须首先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于是，他们举办了落实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学习班上，学员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然后，以毛主席的各项指示和党的政策为标准，检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和党的政策有那些差距；摆出了问题以后，进一步从思想上找原因，狠斗自己头脑中的阻碍落实政策的私心杂念。经过学习和总结，大大提高了大家的觉悟。一些领导干部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自己受到过冲击，虽然现在结合到革委会里来，但心中总有个‘怕’字。怕群众说自己‘右倾’，不敢坚持党的方针政策，放弃了领导，这都是私心杂念过重的表现。这种‘怕’字、‘私’字，是全面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拦路虎’。”一些革命群众说：“以前，我们总认为凡是被揪出来的，都是敌人，都是没有什么可宽大的。这说明我们的政策水平不高，需要很好地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学习，向落实政策好的先进单位学习。”大家一致认识到，能不能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不忠的大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决不能有半点含糊，一定要解决好。
认识提高以后，他们把具体人、具体事拿到学习班上进行讨论，打破了过去那种“没说的，说不好，不好说”的僵局，出现了大议论、大讨论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过去学习、开会时不爱讲话的同志，也争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信得过我们，再不表态，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在讨论时，大家很认真，有时对一个人的问题，要反复多次地讨论。通过讨论，群众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但在讨论某些问题比较复杂的人时，有的人又感到拿不定主意，产生了为难情绪和急躁情绪。第一食品厂在讨论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问题时，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个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又犯了严重错误，应该严肃地处理，没有什么可“拉”的。但是，多数群众则认为，这个人虽然思想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很深，又犯有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他有认罪服罪的表现，态度比较老实，又很年轻，属于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对这种推一推就可以过去，拉一拉就可以过来的人，应该遵照毛主席关于“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伟大教导，立足于“拉”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党的政策，争取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革委会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并拿出外单位执行政策的先进经验，作为样板，进行比较，进行具体分析，使大家的认识逐步地用党的政策统一起来了。
群众的认识统一以后，便让犯错误的人参加学习班，对他们进行帮助教育，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在解决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的问题时，群众运用毛主席教导的一分为二的方法，一方面严肃地批判了他的错误，指出错误的严重性，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另一方面，肯定了他态度比较老实，鼓励他深刻地检查自己的错误。经过分析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他属于好人犯了严重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干部感动得流下眼泪，十分激动地说：“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广大革命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挽救了我。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却得到了党和人民这么宽大的处理。我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帮助和教育。今后，我一定永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教育下，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本报工人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