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黑货摊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贩卖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黑货摊
解胜文　前哨文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工人运动向何处去？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工运路线胜利前进，把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建设成为革命的战斗堡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还是执行大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工运路线，大搞经济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大办“全民工会”，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两条工运路线的斗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是刘少奇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推销员。他炮制的大毒草《上海的早晨》，就是贩卖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一个黑货摊。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运动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战斗。
可是，大工贼刘少奇却喋喋不休地叫嚷：解放后，“生产运动就是工人运动”，要“为工人切身生活而斗争”，妄图以“生产运动”代替阶级斗争，以为“钱”的斗争代替为“权”的斗争。
《上海的早晨》贩卖的就是刘少奇的这套黑货。
《早晨》中以余静为首的沪江纱厂的“工会干部”们，都是“生产运动就是工人运动”论的奉行者，他们一个劲地叫嚷：生产，生产，好好生产！他们认为“生产增加了，生活就提高了”。什么政治斗争，什么巩固政权，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统统不要。当反动资本家徐义德在棉花里掺进许多“次泾阳”，盗窃国家原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时，余静不仅自己熟视无睹，而且还要动员“工人同志克服困难，搞好生产”，帮助徐义德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五反”运动开始了。面对不法资本家大量的五毒行为，余静一伙从不领导工人向他们作政治斗争，而是一个劲地分析研究徐义德还有多少钱，能不能让自己吃上饭。在“五反”总结大会上，余静不是号召工人和徐义德继续斗争，而是说：资本家“改造”好了，我们工人更要“严密保护机器，搞好生产”。
在周而复的笔下，沪江纱厂的工人一个个全成了只晓得做活挣钱，不知道巩固政权的糊涂虫。他们说：“我们工人好好生产，农民好好种田，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就可以象“苏联的工人”那样，“住洋房，坐汽车”。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不否认生产的重要性，一向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在抓生产的时候，首先要政治挂帅，用政治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在夺取政权以后，工人阶级不但要搞好生产，更伟大的历史使命是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战斗。大毒草《早晨》所宣扬的“生产第一”的谬论，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五反”运动，是我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搏斗的第一个大回合。这一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一场斗争中，作为“工运领袖”的余静，居然闭口不谈巩固政权，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他们究竟要把工人运动引向何处去，不是十分清楚了吗？他们就是要工人阶级忘记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经过浴血奋战得到的政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
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生存权，生命权。如果无产阶级的政权不巩固，广大工人阶级连脑袋都保不住，还谈得上什么“好日子”？眼前的苏联就是一个活标本。在那里“住洋房，坐汽车”的，绝对轮不到工人，而是那些骑在工人头上的特权阶层。《早晨》第二部出笼的时候，是一九六二年。那时，苏联早就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了，周而复却还在津津乐道地鼓吹要把中国变成象苏联那样，这难道还不可以充分地看出他们贩卖那条只要“钱”不要“权”的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狼子野心吗？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实质，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早晨》就是一部修正主义的“投降书”。沪江纱厂的“工会主席”余静以及站在余静背后的区委统战部长杨健一伙，就是跪倒在资本家徐义德脚下的奴才。
整篇小说从描写资本家徐义德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开始，到余静、杨健一伙向徐义德投降而终结。上海一解放，没来得及跑到香港去的反动资本家徐义德就自恃自己有“雄厚的资本”，在上海、香港、纽约设有“三道防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拉开了架势，向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猛扑过来。他的第一步棋，矛头就直指工会，派特务陶阿毛打进工会，叫嚷要“把工会拿过来”。余静一伙呢，来了个拱手欢迎，让陶阿毛当上了“工会委员”。以后，徐义德步步进攻，余静一伙节节退让。徐义德以次充好，偷换原棉，大量盗窃国家资财，造成生产上的严重困难。面对资产阶级这样猖狂的进攻，余静一伙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等到工人找出了原棉的问题，资本家的罪恶行径明明已经暴露无遗了，余静却偏要找徐义德偷盗原棉的同伙——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按照徐义德的口径做“技术鉴定”。“五反”运动开始了，反动资本家制造停工、停火、停薪的“三停”事件，疯狂地进行对抗。工人气炸了肺，余静吓破了胆，她不是组织工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急忙去向徐义德苦苦哀求：快点发菜金啊。
为了使徐义德早“坦白”，早“过关”，余静又奴颜婢膝地跑到徐公馆。她一进徐公馆的门，就吃了资本家臭老婆的“闭门羹”。这个把黑《修养》学到了家的活宝，坐在“冷板凳”上竟“忍住气，不动声色”。二姨太不受降，就去找三姨太。说什么“劝劝徐义德，早点坦白交代，对徐义德有好处”，这是“真正的爱他（徐义德）”。好一个“真正的爱”！哪一家的“工会主席”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一切，都有力地表明：余静所推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工运路线。
杨健、余静这伙工贼竭力推行这条投降主义的工运路线，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工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资产阶级的奴役。
工会大门向谁开？这是工人运动中两条组织路线斗争的焦点。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建立“坚强的阶级工会”，“要谨防扒手，防止反动特务分子混入工会。”大工贼刘少奇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极力鼓吹“不分政治、宗教、信仰”的“全民工会”，甚至叫嚷：“地富反坏和还乡团，改造好的可以加入工会”。
大毒草《早晨》所描写的工会，就是根据刘少奇的谬论炮制出来的大杂“会”，它的大门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帮凶而开。沪江纱厂工程师韩云程是一个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是反动资本家徐义德的奴才和帮凶。对于这样一个人，“工会主席”余静却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拉进工会，一再向他表示：“工会的门永远对你开着。”当韩云程想弄一张“红派司”作招牌时，余静就喜出望外地宣称：“我代表工会欢迎你！”其他资本家的心腹，如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等，也一个个被余静之流吹吹打打地迎进了工会的大门，还美其名曰：“归队”。
《早晨》竭力鼓吹的所谓“归队”，玩弄的是什么把戏呢？就是妄图按照大工贼刘少奇的“不分政治”的黑方针，掩护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混进工会，给他们找一个“红色防空洞”，让他们打进来，从内部腐蚀、破坏、瓦解工人队伍，把无产阶级工会演变为资产阶级的“黑色染缸”。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刘少奇极力鼓吹“全民工会”的要害，在于使工会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演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周而复笔下的工会，正是一个十足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个“全民工会”中，掌握领导权的是工贼。伟大导师列宁说过：“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事实正是这样。周而复所着力刻画的“工会主席”余静，实际上是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工人阶级败类。她想资本家所想，急资本家所急，帮资本家所需，起了资产阶级不能起的作用。
工会是阶级的产物，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一定要彻底砸烂刘少奇的“全民工会”论。我们一定要在工人运动中念念不忘无产阶级的“纲”、“线”、“权”，把两条工运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工运阵地，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建设成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斗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