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阔步向前——记广州中山医学院革命师生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带领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收获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阔步向前
——记广州中山医学院革命师生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带领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收获
驻广州中山医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去年十月开始，带领全学院一千四百多名革命师生，奔赴广东省惠阳专区的广大山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用毛泽东思想改造革命师生的世界观，带领他们走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九个月来，广大革命师生经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思想感情起了深刻的变化。
走出高楼深院，扎根广大农村
宣传队去年八月进入学院以后，带领广大革命师生摧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学院的革命委员会。这个学院的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使宣传队深刻地认识到，革委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无产阶级要把广州中山医学院这块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去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彻底改变旧思想，走上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当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和学院革委会决定带领革命师生离开城市，到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在革命师生中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一种是强调医学院“特殊”，说学医的将来要给人医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学好业务，掌握本领；另一种看法认为，要首先清除自己头脑中封、资、修的流毒，改造世界观，解决爱谁、恨谁、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这就必须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宣传队组织革命师生回忆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狠揭猛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以及他们反对师生同工农兵结合、反对师生为工农兵服务的滔天罪行。在大批判中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使广大革命师生恨透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深刻地认识到肃清自己头脑中的封、资、修的流毒，走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的重大意义，从而大大提高了师生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自觉性。
师生们到了农村，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把他们分散在五个县，五十一个公社，一百一十二个大队的一千多户贫下中农家里，组织他们以普通社员的身份插队，和贫下中农实行“五同”。
向贫下中农学习，思想感情来一番改造，来一个变化
毛主席教导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认为，农村的广阔天地是师生们接受再教育的好课堂；但是，知识分子能否彻底改变旧思想，关键还在于自觉。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启发师生们经常以贫下中农为镜子，对照找出自己身上的弱点和差距，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在到农村以前，不少师生总觉得自己有文化，能读毛主席著作，比贫下中农水平高。到农村和贫下中农“五同”以后，他们的看法就有了改变。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二年级女学生黄美予，第一次跟一个贫农女社员到田里插秧时，拿起一把秧苗，一看那上面粘满了粪便，就皱起了眉头。她为了尽量避免沾着粪便，小心翼翼地插秧。插了老半天，才插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而那个女社员，已经插好一大片了。
黄美予细心地观察这位贫农女社员，只见她大手大脚地往前插，手上沾了粪便毫不在乎。这时，黄美予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她看看那位女社员，再看看自己，脸上刷地红了。
有一些师生下乡时口口声声表示要改造世界观，但心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业务知识，医疗技术。到了农村以后，他们就发现自己迫切需要学的是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门必修课。
到龙川县铁场公社插队的女学生佘娟艳，过去认为自己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斗争这一课已经学得差不多了，缺少的是比较系统的医疗知识和“过硬”的医疗技术。因此，她一心想在下乡以后，抓紧机会学点业务。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心也就和贫下中农贴不到一块。一天，一个贫农女社员来找佘娟艳看病，佘娟艳觉得病情比较棘手，就随随便便开了点药了事。病人走后，她想起自己病时的情景，心里感到非常不安。有一次，她患轻度感冒，“五同”户的贫农知道后，瞒着她顶风冒雨跑了老远去给她买药，还一会问寒问暖，一会给她送茶送水。她还想起在千里行军、徒步下乡时，工人、解放军同志看她身体不大好，一路上用毛主席的教导鼓励她前进，抢着替她背背包，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她想：工人、解放军和贫下中农对自己这样关心，而自己对贫农姐妹的痛苦却采取这样冷漠的态度，这不是两种世界观的鲜明对照吗？她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痛切地感到自己真正缺少的不是“业务知识”，而是对贫下中农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从此，她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劳动和工作中刻苦地锻炼和改造自己。
下乡以前，有些师生在口头上也说，追求“成名成家”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但在灵魂深处并不认为这种思想可耻。到农村后，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心为公的贫下中农的高大形象面前，他们才清楚地看到自己灵魂深处的名利思想是多么丑恶。
神经科教研组有一位女教师，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较深。一九六○年领导上分配她参加工矿职业病的研究，这本来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科学研究题目，但是，她却想通过这项研究成名成家。在研究过程中，她热衷于职业病中某些国内较少人研究的“尖端”问题，对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预防和医疗问题则很少考虑。这次下乡以后，她在和贫下中农出身的“赤脚医生”一起工作时，“赤脚医生”那种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深深地触动了她的灵魂。她痛切地说：“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已经把我塑造成为资产阶级名利的追求者，‘业务挂帅’的实践者。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改变旧思想，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为了肃清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流毒，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经常抓住在革命师生中出现的一些事情，对师生反复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提高他们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的自觉性。
有些师生曾经认为，“到了农村，就能为贫下中农服务了。”“技术强，能治病，便能够为贫下中农服务得好，贫下中农也就欢迎了。”可是，事实和他们想的并不一样。
因为过去医学院分科过细，有些教师到农村给贫下中农看病，碰到不是自己学的专科，就连最简单的常见病也不会诊治。
有些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到农村后，离开了大医院那些洋设备，缺少比较贵重的药物，给贫下中农治病时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有一位教师，过去外省经常派飞机接她去诊病。一天，有个贫农妇女来看病。她琢磨来琢磨去，开了个药价一元二角的处方，自以为是很精打细算了。但这位贫农女社员并不满意，又去找“赤脚医生”诊治，结果服了一服草药，一分钱未花便治好了病。
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抓住这些事情，对革命师生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这都是大叛徒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使他们真正看清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反动本质和自己受到的毒害。他们痛切地感到，只有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自己头脑中的流毒，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才能使自己成为受贫下中农欢迎的人。
广大革命师生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清除“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影响，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去为贫下中农服务。
在龙川县上坪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二十六名师生，有一天到公社敬老院访问，发现有几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贫农老大娘们的痛苦，这一带的革命群众患眼病的人之多，激起了他们决心为贫下中农医治眼病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是，他们当中只有一个年轻的眼科医生；有二十四人是连眼科手术室的门都没进过的一年级学生，更不用说缺少药品和手术设备了。可是，他们说：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们自己动手，把一间空房子改成了“临时眼科医疗站”。
他们首先普查眼病。那位年轻的眼科教师向同学们讲解了沙眼、角膜白斑、白内障等眼科常见病的症状，并带领同学们到一个大队实践了一天。接着，他们分头出发，跑遍了上坪公社十三个大队、一百二十五个生产队、三千零二十九户贫下中农的家门，查了患眼病的人数和病状，把该做手术的贫下中农一批批地接到他们的“眼科医疗站”来。
他们为了保证手术成功，用动物眼睛反复操练刀法，拿缝衣线学打外科结。他们学了就实践，又在实践中学，在十多天的时间里，给三百多位贫下中农治好了各种眼病，使四十四位盲人看见了光明。
在惠阳专区五个县广大农村的中山医学院的革命师生们，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领导下，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越来越牢固地树立起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师生们用板凳、床板代替手术床，以贫下中农的家作病房，多次成功地完成了膀胱、阴道瘘等疑难手术；在学院时没进过外科门的同学也在深山破庙里为贫下中农取出了排球般大的卵巢囊肿。广大师生还同贫下中农一起，翻山越岭，攀悬崖，爬绝壁，采集大量草药，帮助生产大队建立中草药房，用草药配制成十种膏、丹、丸、散。广大师生还在五个县举办了“新针疗法”、“防盲复明”、“中医中药”等几十个学习班，为人民公社培训卫生员。师生们还在实践中编写了《农村常见病防治》、《常见病急救手册》等，受到了贫下中农和“赤脚医生”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