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和创作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下乡和创作
孔厥
我的家庭是城市贫民。我十六岁失学，在苏州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来又失业，曾经和大妹妹在苏州阊门外菜市上作过菜贩；又和一个同伴（他现在太行）在京沪铁路上卖过烧饼……以后借了一张文凭，考进一个学校学了点技术，在测量界上混碗饭吃。由于旧社会的种种影响，思想很混乱；脑子里装了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
幸亏不久就到了延安，说起来也已经是十一年以前的事了。因为爱好文学，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大家下过一回乡：帮助老百姓秋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陕北农民的生活。当时我还不知道跟群众结合，只是想在秋收中间“体验”一下生活，“观察”一下人物，回来好写作。
谁知一去就碰了钉子。原来江南人简直听不懂陕北话，老是“缠夹不清”。没奈何，只好天天跟一个年老的农民会长泡在一块，时刻把他重要的谈话照原音偷偷记下来，抽空再捉摸他的意思，或是向陕北同学请教。
七天以后回到鲁艺，每人都得交一篇习作；我也写了一篇“农民会长”。因为采用了一些民间语言，教员沙汀同志认为还写得不错。寄给“七月”发表后，李广田先生在一篇论文里也把那语言称赞了一番。不过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我那下乡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同时也不了解学习群众语言的真实意义，因此在这方面没有继续努力。
在文学系学习了几个月，就被派到前方去实习。在晋西北，跟着一二○师的独立四支队打游击。常常受到日寇和阎匪的夹攻，战斗是很残酷的，然而自己却抱着“搜集材料”的态度在连队上作了几个月的“客”，并没有跟战士和干部打成一片，本身也没有得到多少锻炼和改造，更谈不到熟悉战斗的生活。以后回到鲁艺，当然不可能写出真正反映战斗的作品；所写的几个短篇小说，几乎都只是旁观的记录。
后来我加入了共产党；一有缺点就受到党内的批评和教育。从此开始在组织正确的帮助下，有意识地克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
一九三九、四○年，三十万蒋胡匪军包围和封锁边区。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各机关部队学校都上山开荒，从事农业生产。没有一个人不参加劳动。我也同样地受着锻炼。
四○年夏天，周扬同志（那时候鲁艺的负责人）派我和葛洛、古元等下乡工作；叫我们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首先要把工作作好，跟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搞好。我们去了，在延安中区一乡担负锄奸主任、副乡长、秘书等职务。
几个人分散住在山沟的小村里。荒凉、贫苦的陕北农村环境，一开始使我们多么地不习惯啊！吃饭吧，饭和菜的上面满是蝇子。睡觉吧，夏天也是热炕，还有许多“墙虱”。没有空窑，我住在自卫军连长家里，就和牲口同居一个窑洞。
农民从日出到日落，都是在山里“受苦”。我们因为要接近他们，常常跟着他们一块儿劳动。上级把工作任务布置下来，我们就在晚上和农民开会；往往要敖到鸡叫才能休息。
在乡下，我们都害了眼病、肠胃病。还时常流鼻血。天气最热的时候，传染病蔓延了；有的村子死了人。我们也都病倒过。但我们总算坚持下来了。
虽然同广大群众在一起生活，有时候竟还感到寂寞！在那荒山野沟里，我们抽空找“风景区”玩，或是到“思索沟”里思索创作问题。有时候实在闷得慌，我就跑到高高的山顶上，出一出蹩在肚子里的闷气；眺望着遥远的南方，心里是怎样地想念着故乡的平原啊。可见那时候的精神生活，离农民是多么远！
语言的困难最使我痛苦。我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更听不懂我的话。这需要我不但能听，还要能说。我可是连普通话都不怎么会讲。而且学土话不仅是口音、语汇、说法的问题，同时也是生活内容的问题。我就只好牙牙学语，从头学起了。许多老乡学我的口音成为笑话。
时间长了，什么都慢慢地理解、习惯起来；也就不再那么蹩扭了。可是新的问题开始发生：心里常想写东西。要有空，写作本来是应当的；没有空也硬要写，这就发生了实际工作和创作的“矛盾”，免不了苦闷。总之为群众服务的思想不确立，工作是不会安心的。
时机一到，我就忙着回鲁艺去了。仿佛那学院才是我的老家，下乡去不过是临时客串了一个什么角色似的。
在鲁艺，我又写了几个短篇小说；还是没有显著的进步。刚从乡下来，特别觉得过去写的作品太洋化；但又没有能力使自己的作品群众化。写出来竟是四不象！尤其是语言，简直成了奇怪的大杂拌。心里倒是想用群众的语言写，企图作到“大众化”。写起来可是“吃力不讨好”。
几次尝试失败后，就开始动摇起来。又改用知识分子的语气，写了“凤仙花”和“二娃子”。偏偏这样地写法倒又自然、流利，得到某些同志的赞赏。但心里明白：“大众化”是没有“化”成功哪！
我却不甘心。那时候好高鹜远，还酝酿着一个长篇的创作。可是开了几十次头都没有写下去。我一会儿用农民的语言写，觉得农民的语言简单、粗糙、不够用；一会儿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写，又觉得不足以表现农民的生活。从乡下带回的几本“语汇”和“材料”，竟起不了多少作用。这真是苦恼极了。
后来硬着头皮，写了几万字；越写越不对劲，就把写出来的先请葛洛同志看。长篇的题目叫做“谷子黄了”。他看后，说是喜欢第一部第三章的末了一小节。葛洛同志的看法我是尊重的。我就把稿子拿回来，把题目改了一个字，叫做“谷子瞎了”。土话“瞎”就是坏。既然文章写得那么坏，我不用再写下去了！
碰了那么些钉子，心里可也有点儿觉悟。实在，这不只是创造的失败，主要是生活的失败啊。
我又到延安中区五乡当副乡长。这一回我不再追求语言，追求材料；我勉力追求生活，追求工作！尽可能和农民浆在一起，积极完成工作的任务。
事实是，在学习生活中间，倒是真正地学习了语言；在努力工作中间，倒是真正地获得了材料。
一个浅显的道理，到那时候才明白：原来语言是跟生活分不开的。在生活中间，农民不仅用日常的活的口语，和祖辈流传的那些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成语、“俗语”，而且还常常有着光辉的新的语言的创造。是的，新的生活产生着新的语言。在一定的场合、一定阶级、一定性格的人物说着一定的话。
而工作呢，就是斗争。哪一次工作的完成，都得经过斗争：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甚至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只有斗争才是真正所需要的材料。当时我亲手处理了几个婚姻案子，就得到了“苦人儿”的材料；我亲自率领农民突击队去救灾，就得到了“父子俩”的材料。
为了学习使用群众的语言表现群众的生活，我特意用农民第一人称来写“苦人儿”和“父子俩”。觉得农民的语言虽然有不精粹、不细致、不科学的部分，还需要提炼、加工、改造，可是比起我自己原有的语言来，实在美丽、生动、丰富得多了。
这两个作品发表后，果然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一般县干部、部分区干部也还能够接受。周扬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加以批评，认为我过去那种观照生活的态度是已经克服，而开始对新的生活有了热情；同时在群众语言的运用上，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他也指出了缺点。
这两篇东西是还有不小的缺点：那思想感情，那表现形式，都还不够、或远不够群众化；因此不能达到群众里面去。
第二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这对于我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开始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坚定了改造自己的途径。
在乡下，我长时期地受着锻炼。“吃苦”是不成问题了。有一个时期天天吃酸菜，牙齿都发了黑，倒也不觉得苦。慢慢地我能够和农民相处得比较好。工作上也学会了一些办法。一次次任务完成后，逐渐得到区、县的信任，完全不把我当作“客人”看待了。我先被调到中区新一乡当副乡长，一年以后又调到南区二乡创造模范乡。在那儿又碰上严重的瘟疫。我们这一乡死了五十多人。我没有逃避，天天和正乡长领导群众，紧张地跟瘟疫作斗争。
可是，就在创造模范乡中间，我还犯了不少错误。举例说吧：为了外国记者来参观，我竟劳民伤财，把乡政府装修成了一个漂漂亮亮的机关；还异想天开，在劳动英雄的村子里，建设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公共厕所，一间男用，一间女用；实际上家家都要粪，哪一个男的女的“受苦人”会远远地跑去用这样一个公共厕所呀？唉唉，这是怎样地为群众服务！诸如此类的错误，幸亏时时得到党内的批评和纠正，也就不致继续发展下去。
在那较长的时间里，我锻炼着自己的思想；有了工夫我就写东西。当时写了“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和关于一个劳动英雄的中篇小说（只发表了三分之一）。另外还写了不少新闻通讯；和小形式的文艺作品。同时开始注意民歌民谣。搜集了一百多个民间故事。也写秧歌剧。还写了“刘志丹唱本”、“血泪曲唱词”、“一家人弹词”……尝试用各种形式，学习为群众服务。
可是十次尝试，仍然有九次失败在等着我！
有一个时期，我简直不想创作了。在创作中间，总是苦恼地感觉：自己和群众还隔着一层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那时候我和袁静开始合作了。两个人都是从乡下来到文协。为了适应需要，我们写歌词，写大合唱；另外又写“黑虎寨”长篇小说，写“蓝花花”歌剧……可是写着写着，常常觉得自己是在矫揉造作，给一种虚伪的感情支配着。终究我们还不能够很自然地写农民，也常常写不出他们的真实的感情。
记得在乡下时，陈凌同志对我说过：“老乡们似乎很‘尊敬’你；这个‘尊敬’恐怕不好啊！”是的，大概我还是群众之“上”的人，没有成为群众中的一个；尽管天天和群众在一起，精神上感情上和群众还是会有距离隔阂的！
毛主席说过，感情的变化是阶级变化的标帜。我们要彻底改造自己，使自己从思想到感情都起决定性的阶级变化，那还得经过多少锻炼啊。
不久，我们又下乡到榆横新区，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在斗争中，我们下决心，和那些穷得一件棉袄穿二三十年的老乡们，结成知心的朋友。
后来离开陕北，到冀中；我们又下乡到大清河北——平津保三角地区。那儿十年来斗争都是很残酷的。我在区上正式作助理员，袁静在妇联会。激烈的战争在不远的平汉线上展开。我光荣地担负了担架队连长，带着农民担架队到火线上，几天几夜地进行工作。情况的突然变化又使我们受了敌人的包围，后来流落在敌人的后方；我和指导员郭育珍，和许多老乡亲，倔强地坚持，经过了几次危险，终于胜利地归来。
以后王凤岗匪军又“扫荡”我们的地区，在那儿的几个文艺工作者（胡丹沸、秦北阳、袁静和我……）都参加了反“扫荡”的游击战或其他工作。在同生死、共患难的情况下，是最容易和群众结成一体的。
冬天，我们又被派到另一个地方作平分土地工作。那又是多么紧张的斗争啊！袁静病倒了。我也累得吐了血。春末，我们要走了；许多老乡送我们，那么留恋，彼此都舍不得分开。我们回到机关后，那些男男女女老乡亲，经常成群结伙，很远地跑来看我们。现在我还保存着他们寄来的许多信。我们也经常地给他们写信，由衷地关心他们的生活，在感情上，似乎是跟群众进一步地联系了。虽然那次工作在掌握政策上还有偏差，可是党在继续地教育我们，纠正我们，提高我们。
是的，由于整风、整党、和党的日常教育，我们即使缓慢——也必然是要进步的。
我仿佛觉得，我们的创作也开始走上正路了。当我看见：我们写的“血尸案”在冀中导报连载后，下层干部和群众是怎样对待它。他们每天抢着读；好些人把它剪下、贴起来；也有的把它抄在本子上；民教馆把它朗诵给群众听；村剧团、民间艺人、学校、文工队……积极地把它改编成梆子、二簧、大鼓、话剧………各处演唱。这些情形使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的作品是开始走进群众里去了。
后来我们又到白洋淀……所写的“新儿女英雄传”，现在还在群众中受考验。
只因为我们马列主义的修养还差，头脑还没有很好地武装起来，再加上斗争经验的不足，我们还不可能产生思想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
而且，旧的东西在我们身上久已成为负担，一时很难肃清，我们还不得不继续地苦斗。
我们的确感觉到，要彻底改造自己，只有长时期地投身到群众斗争里面去，密切和群众结合，才能解决问题。至于参加工作的方式，自然可以多种多样，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某些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修养、而且已经有了足够斗争经验的同志，即使在某一个时期，采用另一种工作方式——有目标的，精密地调查研究，深入地访问和体验，也未尝不可以产生较好的作品。
周扬同志曾经说过，文艺工作者必须“实践、创作、再实践、再创作……”这样不断地锻炼，才能不断地提高。真正从思想感情上来加以刻苦锻炼，我们还只能算是在第一阶段。今后我们必须加强这种锻炼。
同志们叫我写些“经验”，我不知道怎样写好。这里只把我走过的弯路说出来，给没有下过乡的同志参考。
毛主席的方向是那么明确，咱们勇敢、坚韧地向前进吧！
　　　　　　　　　　——一九四九年六月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