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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正确处理农副关系——吉林省集安县发展多种经营的调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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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1-03-14
第4版()
专栏:

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正确处理农副关系
——吉林省集安县发展多种经营的调查
吉林省集安县革委会在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不断克服形而上学观点,坚持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使全县农、副业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去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九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三,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结束了集安县吃返销粮的历史;副业生产也得到了发展,向国家交售的副业产品价值六百多万元,比一九六九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三点五,从多方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集安县位于长白山区,资源丰富,搞多种经营条件好。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旧县委极力推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十分严重,山区资源遭到破坏,粮食生产落后。县革委会成立后,发动全县人民,深入地批判了弃农经商的资本主义倾向,粮食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
批判了“弃农经商”以后,有些同志由于没有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到“以粮为纲”的重要性,没有看到“全面发展”的必要性,把发展粮食生产和搞多种经营对立起来,甚至有的同志觉得“抓粮食保险,抓副业危险”。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有些社、队砍掉了本来应该发展的多种经营项目,出现了只抓粮食,不抓多种经营的偏向。
这个苗头一出现,就引起县革委会主任、军队代表王安平的重视。他组织县革委会常委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的伟大教导,对照大寨找差距。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弃农经商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光抓粮食,不全面发展,同样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
为了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认识,县革委会调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一个是坚持学大寨,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比较好的头道公社苇沙河大队。这个大队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建立起参园、果园、蚕场和蜂场等十多种经营项目,每年为国家交售大量农副产品,为集体增加大量资金。从一九六八年以来,这个大队购置各种农业机械二十二台,胶轮车三台、耕畜十四头,修电灌站一处,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不仅向国家交售了余粮,还向国家出售了价值五万多元的副业产品,从多方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另外一个大队,由于他们只抓粮食,不重视多种经营,因此,丰富的副业资源得不到很好利用,集体经济力量薄弱,粮食生产发展缓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家认识到: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反映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一不可。各社、队都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生产规划,根据本地的人力、物力和副业资源等实际情况,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一些生产队把准备放弃的参园重新经营起来;在闲置的养鱼池里又放进了鱼苗;许多大队、生产队把粮食生产上多余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搞种参、养猪、养蚕、养蜂、编织等副业生产。
集安县革委会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过程,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必须象大寨那样,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经常不断地对干部和社员进行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教育,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才能排除“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他们正确处理了下面四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农业和副业的关系。副业生产发展起来以后,农、副业争劳力的矛盾就显得比较突出。他们根据本地人力、物力、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在劳动组织上采取不同的形式:对技术性较强的副业,如种植人参、管理果树、养蚕等,抽调一部分有技术的社员,成立副业生产专业队(组);对不宜集中搞的副业,如编织等,抽调辅助劳动力,组织社员分散搞。这样,既保证了农业生产不受到影响,又保证了副业生产的发展。
(二)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当年收益的关系。有些干部和社员存在“当年红”、“现得利”的思想,愿搞收益大、收益快的项目,不愿搞收益小、收益慢的项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对干部和群众加强了思想教育工作,本着当年收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去安排生产。
(三)正确处理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的关系。有些社、队干部划不清副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同正当家庭副业的界限,出现了“集体搞不了,社员不敢搞”的现象。县革委会反复向干部和社员讲清楚,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部分,在不妨碍集体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应当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以增加社会财富和社员个人收入,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四)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开始,对副业收入的分配,有的人片面强调多积累,有的人片面强调多分配。针对这两种片面性,他们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教育。既注意不断地扩大公共积累,壮大集体经济,又使社员在增加生产的年景下不断增加收入。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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