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做一名贫下中农的卫生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立志做一名贫下中农的卫生员
广东省东莞县沙田公社稔州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黄伟东
一九六八年秋，我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要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号召，从广州来到稔州安家落户。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贫下中农选我当了卫生员。
当上卫生员后，心里想，我一向对医学有兴趣，过去在学校当过卫生员，多少懂得一点医疗知识，这回一定要好好钻研，干出点成绩来。开始，我的工作热情很高，白天参加劳动，休息时间给社员看病，经常是端起饭碗又放下，煮了热饭吃冷饭。所以，贫下中农有什么病痛都喜欢找我，我的小茅屋也成了队里的卫生站。大家说：“有了伟东这个卫生员，我们看病方便多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整天与病人打交道没意思，就逐渐厌烦起来。思想不对号，行动离了道。一天，有个社员腹泻，我随便给了点药，就打发她走了，结果不顶事。第二天，她跑到老远的大队卫生站去看病，不上我这儿来了。这不是贫下中农无声的批评吗？说明自己的心和贫下中农没有贴在一块，思想感情还是旧的。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就象针对着我说的。我想，自己不能很好地为贫下中农治病，是由于自己思想上有了“病”。不治好思想上的“病”，不把立足点移到贫下中农一边来，不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不能当好贫下中农的卫生员。一天，贫农何容嫂腰痛来找药吃，我一边拿药，一边问她的病情。这一问，竟勾起了她的伤心事。她悲愤地说：“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年，我十七岁的大儿子突然得了急病。那时大队还没有卫生站，要划船送到几十里远的太平医院去。由于路途远，耽误了时间，眼巴巴地看着孩子死去，我哭得昏倒了好几次，把腰跌伤了，……”话没说完，眼泪就夺眶而出。她接着对我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明白，那时候农村缺医少药，全是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造成的。现在可好了，有一点病痛就有医生照顾，全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大嫂的话象一团怒火，激起了我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满腔愤恨，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我决心端正服务态度，把为贫下中农治病看成是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用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
去年六月的一天晚上，青年陈炳来找我，一见面就说：“我妹妹病得很厉害，浑身抽筋，你快去一趟！”我一听，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么严重才来找我，为什么不早点送卫生站呢？出了危险我可负不起责任呀。这时，白求恩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高大形象出现在我眼前。又想起下乡初期，我得了急性肾炎，贫下中农比自己的女儿得了病还心急，日夜守候在床头端茶送水。我痛感自己刚才的“一闪念”，是对贫下中农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狠斗了私心，我就立即赶去。一进他家门，只见四岁的病孩发着高烧，口唇发青，叫都不应了。经检查，是急性肺炎，拖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当时手上一无药品，二无急救器材，怎么办？我就给她进行物理降温和人工按摩。经过二十分钟，病情暂时缓和下来。但是需要马上送到大队卫生站，我抱起病孩让开船，病孩的父母亲再三劝我：“有我们去，不忙你了。”我坚决地说：
“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要是路上病情有变化，我好照顾。”小船逆风逆水而行，划了一个多小时，累得我腰酸手疼。到了卫生站，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经过急救，病孩转危为安，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回来时，碰上倾盆大雨，我衣服虽湿了，心里却很甜。
过去，我常常是等病人上门看病，来一个看一个，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看，满以为这样就算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了。有一次，在收工回来的路上，贫农何根嫂给我讲了她弟媳群娣一连几天肚痛、腹泻，还坚持带病出勤的事。贫下中农大病当小病，小病当无病，争分夺秒为革命种田的高贵品质，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我当即向她询问病人的情况，并赶紧去采草药。当时天快黑了，肚子又饿，何根嫂劝我回家煮饭去。我说：“工作没尽到责任，我饭也吃不香。”当我把药送给群娣嫂时，她感动地说：“伟东，我没去你那里，你却主动送药上门！”从此，我处处以贫下中农为榜样，自觉用“完全”、“彻底”两把尺子衡量自己。身背药箱，走上田间、地头，深入社员家里，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