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评白皮书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新华社社论

　　四评白皮书
美国白皮书的要点，我们业已在三篇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军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原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在几星期以前，在此次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那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以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罢”。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为了使人们便于研究白皮书的要点，本社重译了并发表了艾奇逊致杜鲁门信即白皮书序言的全文，这个序言即是白皮书的要点。为了帮助读者们分析这个序言起见，再写本文。本文写法是按照白皮书序言的次序，以便读者和序言对看。为了要批驳序言中的一切错误观点，文章长一点，这是不可避免的。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信即白皮书序言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一生最不愉快的时期中极端复杂的问题的坦白纪录；而对于这个大国，美国早就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没有一个可用的项目因为其中含有批评我们的政策的语句或可能成为将来遭受批评的基础，而把它省略掉。我们制度的固有的力量是政府对于有识见又好批评的舆论之感应性。正是此种有识见又好批评的舆论，是极权政府不论右派或共产党所不能忍受且不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双方的努力，这种友谊，将来可能也一定会发展到亲密的和极亲密的联系。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友谊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联系很少。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友谊并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及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及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的“感应性”等于零，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几年来，美国，中国及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识见又好批评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成千成万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是不能忍受，且不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下令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去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让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职能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职能或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的不可以须臾离的东西。这是一样好东西，是一个护身法宝，是一个传家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干净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它对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加入了这一伙。中国因为人民打倒了蒋介石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政府，而退出了帝国主义集团，加入了反帝国主义集团。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在中国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联盟）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铁托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原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纪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新华社北平二十八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