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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侵华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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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49-09-09
第5版()
专栏:

  美国侵华史
刘大年
 二 逐渐走向独立侵略中国 (续十一)
南京政府瓦解后,南方许多上层人物还在与袁世凯从事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袁世凯不得不要大批“善后”费用来排除异己势力,美国也正想从袁世凯手中取得新的利益,如是老经纪人唐绍仪(这时为袁政府的“国务总理”)又出来与原由美国发起的四国银行团接洽一笔借款。但鉴于以往的失败,使美国不能不顾虑此种明目张胆的“政治”借款,没有日本和俄国加入,将难实现,因此由四国共同邀请日俄两国也加入这个银行团。日俄提出“满蒙除外”条件后,相继参加,美国所发起组织的四国银行团遂一变而为六国团了。经过许多出奇的花样,终于一九一三年春天,一个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巨额借款——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善后大借款”,得到了协议。帝国主义者们所要的条件主要有:(一)由六国银团派代表监督借款用途,这种代表称为“协理洋员”;(二)担保借款的盐税,由六国银团设立特别税务机关执行;(三)中国在此借款期间,不许向六国以外的任何银行团借款(注:善后借款合同,载东方杂志,九卷十二号)。它们并准备以武力为执行这些条件的后盾,一九一三年六国驻北京公使举行关于大借款的会议,其决议中有一项是:“大借款条件所言监督权,如中国不能实行,则六国须以国力干涉。”(注:远生遗著,一卷,二七页。)六国银行团的成立,是一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某种程度的暂时妥协。美日两国又各有其特殊用意,美国是玩弄利用别国故智,取得现实利益;日本是抓紧机会争取袁世凯,作更大规模向中国进攻的准备。
六国银行团对中国所发生的政治作用是如此黑暗,在经济方面也是同样。合同上写着的借款额虽是二千五百万镑,首先经过银行家和债权人扣除百分之十六的利益,只剩下百分之八十四——二千一百万镑了,又再由付款国扣除各种名义的到期赔款,垫款等等一千二百七十余万镑,袁世凯最后所得到的数字是八百二十万镑,即百分之三十三(注:时代,第六年二九期)。这个二千五百万英镑实数却要经过袁世凯的手,用各种残酷方法从中国人民身上敲榨出来,送到以美国为首的外国资本家钱袋里去!
但事情又发生了波折。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六国最后所表决的财政监督官中,没有美日两国名额——日本迅速请各国帮助在袁世凯其他机关中获得一席“顾问”作补偿,只有美国是最后落空了。这完全与它发起银行团的初愿相反,而又是一个有决定性的问题,因为美国失掉监督官,就是失掉了对中国的控制权,这不仅难以达到当初援引列强深入侵略中国的目的,反因此给了别国更优越的位置,对美国这是如何不利的形势!要转变此种形势,就只有把由它自己一手组织起来的银行团,再由它去一手破坏才有可能,美国政府乘威尔逊(Woodrow Wilson)新上台的机会,于三月二十日又宣告退出六国银行团,宣言中所列举的理由,当然不是说美国侵略中国的计划又失败了,而是堂哉皇哉地声明:
“该借款近于干涉中国行政之独立……有背吾美立国主义,本政府不愿负此责任。”(注:东方杂志,九卷一二号。)
这套十足的鬼话,竟还希望中国人民去相信它,但是由于美日的矛盾,使日本人不客气的来揭露了美国帝国主义的鬼计。日本外交时报对此评论说:“美国对中国之政策,向以左手执正义之剑,右手操利害关系之键为要诀”,“彼等呼号正义,悬挂人道牌号之处,必伏有利益……”(注:同前,九卷一一号),正好把这鬼话揭穿。
美国从银行团退出,并未使其他五国拆散,它又进一步由驻北京美国公使劝告袁世凯放弃大借款计划,多作小借款,说是“中国以采用此法为最宜”(注:远生遗著,二卷,五○页),想这样来达到破坏银行团的目的。这时袁世凯既不属美国单独支配,劝告自然没有效果。至是,美国的银行团计划,从头至尾,又完全败北。
日本正好乘此机会加紧扩张它在中国的势力,尤其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已无暇东顾,日本乃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提出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这对美国是个很大打击,美国深知它本身还没有力量阻止日本这样的大举进攻,遂放弃从“诺克斯计划”以来与日本正面冲突的作法,返回到和日本合作的老路上去。美驻北京公使芮茵斯曾请总统威尔逊对日本施与袁世凯的压力加以“注意”,二月八日威尔逊给芮茵斯一函说:“余感觉对于现在之交涉,予中国以任何直接劝告,或任何直接干涉,均属害多益少,且将惹起日方之猜忌及敌意……”(注:王芸生前书,六卷,三三○页),这告诉他美国的立场是要站在日本一边的。日袁谈判中,美国既联合英国劝告日本把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即聘用日本军、政、财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所等)放弃,让袁世凯在中国继续统治得下去(注:杨历樵译,美教士班煦福回忆录有:“余闻日本为友谊计,已从美英联名请求,将二十一条一部分要求放弃矣!”又前书英记者道纳云,二十一条系由日本公使日置益亲交袁世凯,并恫吓袁云:倘泄漏要求内容,即将引起中国革命,将他推翻;载王前书,六卷,三八二—三八三页),又劝告袁世凯“相忍相让”(注:王前书,三二○页),这都是与日本合作的行动。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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