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白求恩医科学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抗战中的白求恩医科学校
张文奇
　在战斗中学习，学习为了战斗
晋察冀白求恩医科学校，诞生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是为了纪念伟大的国际友人白求恩同志而成立的。他的前身是晋察冀卫生学校，是晋察冀军区领导之下的一个干部学校，建设于群山环绕的农村。成立不久，便因日寇的进扰而投入战斗。它经过了日寇一九四○、四一年“秋季大扫荡”及四三年惨绝人寰的疯狂进攻，但是它并未因此而受摧残，相反的，它却在战斗的环境中成长和壮大起来了。
在战争环境中，学校的任务是“保持安全，坚持教育”。但学校既非战斗部队，又没有武装掩护，为了保持安全，就采取了和敌人周旋的办法——敌来我去，敌去我来。在这样动荡的情况下，坚持教育是困难的。学校一方面确实侦察敌情，在往来必经之路，设好监视哨；一方面把自己东西安排好，准备随时紧急出发，然后集中于村边易于荫蔽之处上课。有一次学校住在一个村庄，离敌人只有十二里路，而我们照常上了一周的课。另一次，正在一个村边上课，敌人出动距这村只有几里路，机枪声历历可闻，我们根据可靠情报，判断敌人行动的方向，仍坚持进行了教育，未被所动。在每次行军转移前，教员便出好讨论题，到达驻地，略事休息后，同学便翻开书本，进行复习与讨论。行军途中，担任设营的同学，也在沿途明显之处，用粉笔写些药名，出些问题或编几句短诗，帮助同学思考与记忆。总之，在紧张的战斗中，采取各种方法，抓紧学习。就这样四个班的同学完成了学习任务而毕业。
毕业同学都“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丝毫不讲价钱”，愉快的走到工作岗位上。他们大部分到前线去服务，并以为光荣。
决不向困难低头
因为敌人实行封锁政策，从外面购不到标本、仪器、模型、挂图；师资来源，更是缺乏；课堂没有桌凳，只是一间空屋子，尤其在敌人“扫荡”时，行军必需轻装，学生实习用的工具，一时不能携带，更增加了实习困难，但是我们“决不向困难低头”。
一九四○年敌人“大扫荡”，学校转移，学生实习，既无器械，又无病室，于是用剃头刀代替手术刀，用土剪刀代替手术剪，用缝衣针代替缝合针，用缝衣线代替缝合线，用狗、羊做各种实验。我们没有挂图，便自己画了六百余幅。没有标本、模型、仪器，自己去仿制，仅泥制模型便作了百余件。没有桌凳，自己用石头砌为石桌、石凳，没有柴烧，自己去割，烧炕、洗脸、取暖不成问题了。教员缺乏，自己培养，一位教育干事，最初是学教育的，他抽暇听课实习，后来不仅能看病，还能够教书。我们还发动教员互相听讲，互相学习，原来能教一种课的，后来能教两种三种了。一九四三年秋季“扫荡”，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学校的房子几乎大部烧光，连住处都没有，全校师生一齐动手，挑泥担水，不到一月，把颓垣断壁又变成了崭新的建筑。“日本鬼子烧了房，烧不了我们的心！”这是众口一声的结论。
学校是个大家庭
师生的关系是两重的：一方面是师生，一方面又是同志；工作上互相尊重，政治上互相平等；课内是严肃的，课外是活泼的。课外可以看到教员和学生一同排剧、唱歌、打球，也可以看到年老的教员和女同学并肩赛跑；同学或教员有病时，彼此都十分照顾。新年时，同学组织秧歌队给教员拜年。在学习时间，则非常认真。上课时，几十人的教室，鸦雀无声，谁不好好学习，教员是要严格批评的。教员教不好课，同学亦直爽的提出意见，师生均认为若不批评便是不负责，因此乐于接受批评，也乐于提出意见。同学之间，生活互相照顾，有鞋的情愿给无鞋的同学穿，无病的帮助有病的打水、打饭，行军中，体壮的帮助体弱的背背包、带东西，参加劳动时，体强的作重活，体弱的作轻活。师生同学之间，不存在任何隔膜，但不是一团和气，是有原则的亲密和团结，学校就好似一个大家庭。
教学民主与互助
学校特别强调教学互助——教员辅导学生，学生帮助教员，同学帮助同学。在同学中组织了许多互助小组，学习好的与差的进行互助。每天课后小组开学习讨论会，把多天的课程，深入的进行讨论。如遇疑难解决不了，再提交教员解答。抗战期间，边区外界人士，到学校参观，都称赞这是一个集体互助的最好方法。教员不仅在课堂对同学负责，在课外也关心同学学习，特别注意对同学的课外辅导。
在教学上高度的发挥了民主作风，学生有问题时，能够充分发表自己意见，不同意见可以自由争论。学生对教学上的缺点，同样可以提出批评，教员经常征求同学意见，以改正自己缺点。
重点教育
战争需要大批医生为伤病员服务，这样就决定了学校必须满足这项战争要求，必须在短时期内培养大批人材的任务。学校首先决定学习期为一年。开始有人怀疑：一年怎能培养出医生来？但事实证明，学习一年毕业的同学，是能当医生的，这就是学校实行了重点教育的结果。
重点教育的特点是：不实用的不讲；实用而目前当地办不到的少讲。例如战争时期以外科为主，外科之中又以战伤为主，战伤之中又以四肢为主，其他如头部战伤当时比较少见，因此就略讲一点。讲课虽以战伤为主，并不是非战伤外科一点也不学，而是选择常见的一些病如盲肠炎、痔漏、疝气等，皆作为必讲之列。同样道理，其他各科也是有选择的进行学习。讲一个病内容方面也有轻重之分，例如这个病的原因，有种种学说，选择其中最可靠的或比较可靠的作为重点。讲到疗法也是如此，把其中最适用而当地又能作到的去讲，其余的是略加讲解而已。
我们主张基础课配合临床课，例如解剖学和外科的关系最多，因而把它列为基础课的主要课目，战伤中以四肢为最多，于是讲解剖时，以四肢为重点。其他各科目都是与此大同小异。
临床实习和基础课的实习，是以授课内容为基础，讲什么就实习什么。在工作中可能用到的操作，必须要反复的实习，保证在工作中能够会作。例如止血法、扩创术、骨折的处置、各种注射、砂眼手术等。
学校实行了重点教育，不仅整个教育时间缩短了，而且培养的医生，到达实际工作中，真正能够担负起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时间短，也能训练出医生来的原因。
抗战八年晋察冀区域内的医生，大部分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工作成绩是很好的，因此受到欢迎，这也说明重点教育的成功。但学校实行重点教育，也是经过与各种不正确思想斗争，才保证实现的。
如有教条主义的教员则认为教材精简了，内容太少，不象讲一部书；我们提出这是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思想。有的认为讲的太少，学生什么也不懂，工作中会有困难；我们提出这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精神，因为在短期内培养大批医生完成战争的要求，不可能一切都学得好。另外，还组织教员到前线、到各个医院去参观，从实际的观察中去认识现实，对照自己的教学工作，那些成功，那些失败，作为经验教训。经过这样实际的观察、研究，教员更改善了自己的教学。因而学校的重点教育，得以贯彻执行。
为生产建设而奋斗
白求恩医科学校是在战斗中生长和壮大的，她是一座熔炉，锻炼成数以千计的优秀医务工作者，为解放战争勇敢顽强的向敌人搏斗。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学习了政治的、医学的理论，掌握了这些武器，在每一个工作岗位，辛勤刻苦的为伤病员及广大人民服务，曾有不少获得了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也有不少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了，他们的英名，将流芳万世。
一九四八年七月，学校和华北大学医学院合并，改称华北医科大学，力量更加壮大，教学与学习方法更有不少新的创造，它拥有学生一千五百人，每年可有八百个同学毕业，分发到前线、后方、城市、农村，担负起一部分卫生建设的任务。在全国革命彻底胜利的前夕，来检讨一下这个学校艰难缔造的过程，对今后的全国医学教育建设事业上，对医学教育由战争环境转为和平环境，由为军事服务转成为生产建设服务，是有一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