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们的指导员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回忆我们的指导员
张铭
去年秋天，我在华北军政大学五大队七中队学习。我们的指导员是张鉴同志。
张指导员是一个远在一九三六年从他的家乡——广东，翻山涉水穿过了重重的阻碍和艰险到达延安参加革命的干部。一九三八年进入了抗大（军大前身），直到现在十年有零了，他一直辛勤地做着教育工作。在这伟大的十年的战斗中，他的生活是异常的丰富的，他空闲起来便给我们讲他在八年抗战中的战斗故事和军大成长的经历。
他描述当时的教育情况说：“每个人有一个小木板，一个破烂本本，一支铅笔头，打完了仗，往那个山坡上或者树荫下把背包一放，教员便从战斗的行列里站出来，上起课来了；一听见枪声，背包一背，东西一整理，就又变成了一个战斗队。”就这样，直到抗日胜利，他紧紧地与学校生活在一块，学校壮大了，他也坚强起来了。
我们五大队都是才从中原解放不久的青年学生，同学们仍存在着不少思想上的毛病。譬如在入军大前，有很多同学幻想着军大毕业后，就可以当一个司令员或者政治委员，但入军大后，看到军大校址零乱的分散在各村庄老乡家的草屋里，便灰心了，甚至有些同学怀疑“这不是军大”，但是，在听了指导员关于军大壮大的战斗史和许多英勇生动的打败日本鬼子的故事后，疑虑就很快没有了。
张指导员的生活很朴素，穿粗布、吃小米，完全与同学们一样。
在我们刚入校之际，有个同学曾会向我说过：“共产党太苦了，你看，指导员革命十来年啦，还不是当个指导员，和同学们一样吃小米。”为此，指导员曾向我们说：“闹革命不是来闹享受，也不是用来抬高自己的地位。闹享受、闹地位，那就不叫革命了。假若照某些同学的说法：革命是来闹地位闹享受的话，那就完全错了。”随后，他又向我们解释说：“干个指导员，已经为人民负了不小的责任，在旧社会里工人还不是替资本家作一辈子工，雇工还不是给地主家扛一辈子活。”据他自己说，他以前并不乐意做教育工作，但自从认识了教育的主要性后，他明白了革命工作是多样性的，缺少任何一项，也是不行的，于是他安定下来了。他作宣教干事、作副指导员，作指导员，以后，学校教员少，他又附带着教课，讲的时间长了，他对教育工作，竟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加之党对他的培养，慢慢地，他又成为一个政治教员了。十年来，他在我们军大，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指导员，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教员。听过他讲课的同志，没有不说“张教员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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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指导员，有着坚韧的性格。他的指导员的业务非常熟练。工作效率，又迅速，又确实，就象合拍的时钟一样。他是我们队上的指导员，又兼任两个中队上的教员，他要掌握队上学员的思想情况、汇报，个别谈话，准备功课，他的工作的确是够忙的。但他在这样众多的工作面前没有紊乱的现象。同学们出早操，他跟着出早操；同学们开讨论会，他参加讨论会；课外活动时，他不是加入同学们的活动，就是和同学们讲战斗生产的故事。……总之：凡是同学们的集体活动，他是很少不参加的。
他平常教育同学很耐心，总是贯彻着说服教育的精神，他善于利用表扬和批评推动同学们进步，除了每个教学阶段，进行总结。指出同学们各方面的优缺点外，他又照常在晚上点名时间，突出扼要地进行小的表扬和批评。由于他表扬得实际，批评得恰当，同学们对于他的表扬和批评简直成了一种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隔两天指导员不讲话，同学们便感觉好象遗失了什么东西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