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左”右干扰　坚持政治和生产的统一——从扶余县学大寨运动看政治和生产关系中的问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排除“左”右干扰　坚持政治和生产的统一
——从扶余县学大寨运动看政治和生产关系中的问题
在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一类骗子，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又从“左”的方面，割裂政治和生产的关系，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扶余县的经验证明，当前在学大寨运动中，只有不断排除“左”右干扰，特别是极“左”思潮的干扰，坚持政治和生产的统一，把政治工作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才能促进运动不断深入，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编　者
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正确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到吉林省扶余县作了调查。
扶余县三面环江，自然条件较好，是吉林省的一个主要产粮县。近几年来，全县粮食连年增产：一九七○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一九七一年又比一九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三。
丰硕的物质成果，来源于巨大的精神力量。扶余县的连年丰收，是他们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的结果。
政　治　是　统　帅，　是　灵　魂
榆树沟公社立新大队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狠抓根本，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成为全县学习的榜样。可是，在学立新的过程中，有人却说他们
“政治抓多了，生产抓少了”。
这股风一吹，在立新大队也引起一些反映。有的生产队干部对政治工作放松了，学习也不抓了。大队领导班子里也有人主张改改“招”，说政治抓得差不多了，该往生产上使使劲了。立新大队是不是政治抓多了，生产抓少了？大队党总支书记于广忠就及时引导干部和社员，回顾历史，对照现实，展开讨论。
立新大队到处都是黄土岗子，沟深坡陡，是个穷地方。一九六二年，立新大队从肖家大队分出来，当时，人缺粮，马缺料，种地没有种子。在重重困难面前，靠什么打开局面？靠的是政治挂帅。于广忠和大队领导班子组织干部、社员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带领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四队送粪没有辕马，让于广忠到外队去借。于广忠说：“不用借，我们自己有。”说着，钻进车辕里，拉起车就走。大伙看到这种情景，激动地说：“广忠能驾辕，我们能拉套！”劲头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拉车，肩挑粪，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很快种上了地，当年就夺得了好收成，改变了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的落后局面。一九六四年以来，于广忠和大队领导班子带领社员，发扬大寨人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治沟治坡，改土造田。几年的工夫，深沟栽满了树木，坡地变成了梯田，粮食亩产由一百多斤增长到三百多斤。这段历史说明，立新大队正是靠政治挂帅带动了生产，怎么能说“政治抓多了，生产抓少了”！
第六生产队的干部一度认为，要是把抓政治的气力全用到生产上，粮食准能上去，于是埋头抓起生产来了。结果怎样呢？原先政治工作抓得紧时，社员把被雹子打掉的大豆，一粒一粒地拣回来。政治工作放松了以后，到了大忙季节，出勤率反而下降了。事实教育了这个队的干部，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一时一刻也松不得。
在讨论中，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家深深感到，坚持政治挂帅，就方向正，人心齐，干劲大；不坚持政治挂帅，放松政治工作，就生产抓生产，就会方向偏，人心散，走到邪路上去。抓政治工作根本不存在多和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用政治去统帅生产，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
为什么有人竟然感到“政治抓多了，生产抓少了”呢？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相信政治挂帅的威力，把政治工作看成是额外负担，一抓就觉得多了；一种是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政治，搞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反而妨碍了生产。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政治抓多了，生产抓少了”，有的是不想要政治挂帅，要搞“生产第一”；有的是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路线是非不清，连无产阶级政治也不要了。
经过这次讨论，立新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用政治统帅生产的自觉性越来越高，全县学立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迅速发展。
政治工作要结合
着经济工作去做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有的同志不理解毛主席这一教导，竟认为抓政治工作可以不过问生产。这样做行不行呢？伯都公社的实践作了有力的回答。
这个公社离县城很近，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生产落后。现在一改旧观。去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七成多。伯都是怎么变的？公社党委书记邱英同志向我们介绍了罗斯大队的情况。
罗斯大队是个出名的后进队。一九七○年春天，公社领导同志到这里蹲点，认为只要抓了政治工作，生产自然会上来。他们说：“抓人不抓肥，肥自多；抓人不抓苗，苗自壮。”一进村就孤立地抓政治工作，对春耕生产中出现的粪肥不足、种子不够等问题，都没有过问。这样搞了几个月，这个大队的面貌变化不大。
年底，县委书记姜洪坤来到这里，帮助公社干部总结了蹲点的经验。他们认为，问题就在于政治工作没有结合着经济工作去做，而且政治工作做得不实。组织群众学习，只抓记得多，背得熟，不抓结合实际运用。这样看起来很强调政治，实际上是把政治架空了，实现不了政治对生产的领导。
他们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发动群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生产领域中的问题。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对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有个生产队，大车常年在外拉脚赚钱，不顾队里生产上的需要。在大批判中，大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这个问题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有计划地派大车出去拉脚是可以的；但是，离开农业生产，专门为了赚钱，看起来是为队里增加收入，实际是破坏集体经济，走了资本主义邪路。通过分析批判，干部和社员认识到，罗斯所以落后，粮食连年减产，病根就是方向偏、道路错了。革命大批判提高了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调动了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大队革命和生产很快出现了新局面。
人们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群众对每一个生产活动都有不同的态度和想法，只有把政治工作和生产紧密结合起来，经济工作才能做好。
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我们在扶余县接触了一些分工管生产的县、社干部，这些同志工作热情高，干劲足。但有的人总觉得抓生产不理直气壮，怕犯“不突出政治”、“生产第一”的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初尔训是这个县的县长。那时，他也抓生产，但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搞的是
“生产第一”、“物质刺激”，下去蹲点带款带化肥，催耕催种，就生产抓生产，抓来抓去，生产照旧上不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了他只抓生产不问政治的错误，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县革委会成立后，他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还是管生产。他想，再不能犯不问政治的错误了。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抓政治，努力用革命统帅生产。
他进革委会不久，就到伊家店公社前阳大队去蹲点。在那里他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成效显著。县革委会树立前阳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说，初尔训光看打粮多、积累多、拖拉机多，又抓了一个“生产典型”。听了这些话，初尔训感到压力很大。他觉得自己已经注意用政治统帅生产了，为什么还有人说是不问政治呢？管生产真是个“危险”的工作！
县革委会为了更好地推广前阳学大寨的经验，组织干部到前阳去作调查。前阳大队确实是粮多、积累多、拖拉机多，增产幅度大。这些成果是怎么得来的？不是单靠自然条件好，不是靠“物质刺激”，靠的是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拿公共积累的增加来说，是经过几次大的斗争的。一九六二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叫嚷“农业要退够”，刮起了大砍集体经济的黑风，上边来人让他们分掉公共积累。大队党总支书记郭守先没听那一套，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保住了公共积累，维护了集体经济。一九六六年，这里又刮起一股经济主义妖风，有的人又要分掉公共积累。郭守先带领群众再一次击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一九六九年，有的人以为积累多了，要盖个象样的大队办公室，派人从外地买回了建筑材料。郭守先制止了这件事。至今，大队部仍然设在合作化初期盖的土坯房里。前阳大队就是这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艰苦创业，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
为什么竟有人把前阳大队看成只是个“生产典型”？经过分析，原来是这些人把政治和生产对立起来了，认为抓了生产就是不问政治。他们简单地把政治和生产看成是天平的两端，前阳粮食多了，就认为政治那头少了，没看到前阳粮多是用政治统帅了生产的结果。一看抓生产就认为是“生产第一”，这是个糊涂观念。问题不在于抓生产，而在于用什么指导思想去抓生产。“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坚持用政治统帅生产，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路线斗争的观点抓好生产，是路线斗争觉悟高的表现。
在具体分析前阳大队经验的过程中，初尔训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感到抓生产不理直气壮呢？主要是对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没有真正弄懂，对是非界限没有完全划清，所以别人一说就感到心虚。只有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才能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初尔训弄明白了一层道理：“生产斗争是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联系着的，不抓生产，就等于放弃了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去掉私心杂念　才能排除“左”右干扰
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处理不好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摆来摆去呢？我们和扶余县的领导同志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围绕着抓“七十万”和抓“四十万”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
一九六八年七月县革委会刚成立时，军队的干部想，自己是从解放军来的，一定要把政治挂帅和革命传统带到地方；干部代表想，自己过去犯过不问政治的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教育，今后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群众代表想，自己曾经批判过别人不问政治，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把政治放在首位。大家都有一个抓好全县七十万人思想革命化的愿望，所以都往政治上使劲。但是，由于认识上有片面性，对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没去认真研究解决。县里召开春耕生产动员会，只讲原则，不讲措施，连生产指标都不提。这样抓来抓去，生产受到了影响，人的思想革命化也没抓好。后来，省里开了农业会议，大家又觉得扶余是个产粮县，粮食不增产说不过去，工作就得围着粮食转。一九七○年，他们提出粮食总产量要达到四十万吨，并把劲都使到生产上去了。这时，又放松了抓“七十万”。群众批评说：“只抓‘四十万’，忘了‘七十万’，只顾干干干，离了纲和线，这样下去可危险。”
他们从这段工作中深深感到：“左”右摇摆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毛主席关于政治和生产的关系的论述学懂弄通，由于思想上的形而上学、绝对化、片面性，往往把政治和生产对立起来，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就出现另一种倾向。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生产第一”，就只想避免右的错误，“左”的东西来了看不清、顶不住。要正确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就必须认真读书，掌握唯物辩证法，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止另一种倾向。
有的人虽然也懂得应该怎样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但一遇干扰，就坚持不住，原因是私心杂念作怪。他们认识到：有了私心杂念，就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就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去掉私心，坚持原则，才能排除干扰，坚持政治和生产的统一，用政治统帅生产。
本报通讯员　吉林日报记者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