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分”——学习鲁迅后期杂文辩证法札记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谈“分”
——学习鲁迅后期杂文辩证法札记
梦阳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毛主席精辟地概括为：一分为二。
鲁迅的后期杂文充满了辩证法。他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二地洞察一切，分析一切。
他对“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的中国社会“加以细密的分析”，“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分成两大阵营”，“完全是两个世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
从阶级斗争的总根源出发，鲁迅强调对革命队伍内部“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而将营垒分清”，分清阶级，分清路线，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
对自己，鲁迅“更无情面地解剖”，一分为二。
事物的本性，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可分性。“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客观事物本身的分解、斗争、转化，反映到人们思想中来，就形成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宇宙观。认识客观事物本来的可分性，进行具体的中肯分析，乃是革命政党确定路线、政策的关键。
正是在事物是否可分和应该如何分这个实质问题上，鲁迅和王明、刘少奇及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者形成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扬一类骗子以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看世界，否认事物的可分性。他们否认人类的可分性，鼓吹永久的普遍人性，和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否认压迫的可分性，宣扬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为资产阶级专政涂上“民主”色彩，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认文艺的可分性，叫嚣倘文艺不能适应“文盲”、“色盲”、“瞎子”、“聋子”，即一切阶级的需要，就“非彻底改革不可”，为反革命毒草大放绿灯，压抑革命文艺；否认革命队伍的可分性，认为“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掩盖路线斗争，混淆敌我界限。对自己，他们更否认是可分的，自我标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吓唬青年，蒙骗群众，混水摸鱼，推行错误路线。
否定事物的可分性，就否定了矛盾斗争，否定了事物转化，否定了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了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无限可分性，决定了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规律，必然是每隔若干年就有一次大斗争，决定了到无阶级社会也永远存在新与旧的矛盾斗争。正如鲁迅所说：“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真正认识这个真理，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从理论上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路线斗争终止论”等反动谬论。
鲁迅看事物总是既看到正面，又看到反面；既看到革命的一面，又看到敌人的一面；既看到政治骗子极“左”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极右的一面；既看到前途光明的一面，又看到道路曲折的一面。他曾用一个“剜烂苹果”的形象比喻，阐明了全面分析事物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批判了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形而上学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法则是说，苹果“倘不是穿心烂”，“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就应该把烂疤剜去，好处保留。鲁迅恳切“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鲁迅总说：“启示我的是事实”，“是中国的事实”。他坚持按照客观事实本来面目、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地作具体分析，反对用“心造的”公式生搬硬套。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矛盾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鲁迅一再强调：“比较，是最好的事情。”比较，贯串鲁迅的全部战斗杂文。通过比较，他把阶级论和进化论划分开来，把唯物论和唯心论划分开来，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划分开来。通过比较，他把敌、我、友不同阶级划分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划分开来，把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王明、刘少奇及周扬一类骗子的错误路线划分开来。辩证地分析事物，就是鲁迅后期杂文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