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作要敢于负责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做工作要敢于负责
严平
做工作敢不敢负责，是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态度问题。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做工作一定要“敢于负责”，要求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有极大的革命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各条战线上，朝气蓬勃，勤勤恳恳，依靠群众，努力工作，不断推动革命和生产向前发展，做出了很大成绩。在当前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下，党和人民要求我们继续抓紧批修整风，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搞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这就需要我们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工作中进一步发扬敢于负责的革命精神。
我们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负有大小不同的责任。挑起革命担子，做好党和人民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更加繁重、更加艰巨的任务。“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我们每个同志尽管能力有大小不同，但都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担子拣重的挑，事情拣难的做，遇到需要担当责任的关头，决不躲避。这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于负责的精神，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是毛主席长期培育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的体现，我们应该永远发扬光大。
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时，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这就是表示我们决心要干一辈子革命，挑一辈子重担，坚定地担负起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伟大光荣的历史责任。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事业，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奋斗过程。我们现在仅仅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谁也不能说已把革命担子挑完了。对于每个人来说，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又有一个新阶段的任务摆在面前，革命的担子是永远挑不完的。如果不想挑担子或不愿挑重担子，得过且过，止步不前，自然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种人只能叫做“半截子革命”。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要争挑重担永向前。过去挑了担子，有了贡献，现在和将来还要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任务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振奋继续革命精神，为人民多立新功。
在挑担子的过程中，自然要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无论是改造社会或改造自然的斗争，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干革命就是向困难作斗争，共产党人在任何困难面前应该是无所畏惧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我们应该鼓足勇气，以完全负责的态度，努力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障碍。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努力学习，开动机器，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反复实践，就一定能够把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担子挑好。你越是敢于和困难作斗争，困难也就比较容易克服。害怕困难，见难而退，是没有半点雄心壮志的懒汉懦夫世界观的表现，用这种态度对待工作的同志，不能算是一个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坚持革命原则，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开展斗争，这是做工作敢于负责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我们要做工作，要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必然会遇到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干扰以及阶级敌人的破坏。只有坚持斗争哲学，敢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敢于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作斗争，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工作做好。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不同它斗，它就要危害革命。如果我们放弃斗争的责任，岂不是为阶级敌人的进攻开了方便之门吗？对于人民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如果不用正确的方法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说服教育，任其发展下去，也会妨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以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失。所以，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敢不敢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仅是对工作是否负责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的革命立场问题。
有的同志怕坚持原则、开展斗争触犯了人，对自己不利，主张学“乖”点，说什么要“多栽花，少栽刺”。因此，他们在工作中该说的不说，该管的不管，放弃原则，回避斗争。这同毛主席关于“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也是同共产党员做工作敢于负责的革命精神不相容的。我们每个革命者在工作中一定要有高度的原则性，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应该态度明朗，旗帜鲜明。而那种所谓“多栽花，少栽刺”的主张，实质上就是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是一种庸俗腐朽的市侩哲学。有的人以为奉行这种哲学，谁也不触犯，人人都满意，就可以不犯错误。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如果不抵制错误的东西，放弃无产阶级的原则，那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脱离群众，这怎么还能不犯错误呢？那些自以为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想学得“乖巧”的人，不了解我们从过去的错误和挫折中应该总结、吸取的一条根本教训就是：只有弄通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把各项革命工作做好。这才是我们应当学到的真正的聪明。如果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对待自己的错误，想从此学得“乖巧”起来，而不同那些违反党的原则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人划清界限，就会被他们那些错误的东西缠住，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种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历史教训不少，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严重警惕吗？
敢于负责，就要在工作中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党的领导下独立地解决各种问题。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解决矛盾，处理问题。三大革命运动中有许多复杂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负责地拿出主意，加以解决。领导者的一项主要责任，就是“出主意”，就是要遵循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研究制订出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具体意见，提出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办法。但是，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碰到问题，“对了不点头，错了不摇头”。这些同志似乎也在做工作，但就是不分析矛盾，不解决问题。群众批评他们是“只求保险，不求有用；只顾省劲儿，哪管误事儿”。这决不是我们共产党员对待革命事业的态度。
有的同志希望每一项工作中的细节都要上级指示，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作为上级领导，应当尽可能地给下级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但是，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总是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要贯彻落实还必须结合当时当地实际，拿出自己的办法来；要求上级对下级的每件事都作出具体规定，是不切合实际的。毛主席既为我们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为我们规定了各项具体工作的路线和政策，使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有方向可循，有原则可依。不少地区和单位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过程中，还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可供我们借鉴。提出如何贯彻执行的具体意见，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好点子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只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就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好点子。事事都要等上级指示，表面上似乎组织观念很强，其实不过是怕负责任的一种借口罢了。
一个革命干部，政治上会不会犯大的错误，关键要看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实际出发，出主意，想办法，就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的方面也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点子出得越多，工作就做得越好。我们提出的意见也可能存在某些缺点或错误，当时不察觉，实践过程中发觉了，不要紧，只要及时总结，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能把工作更好地推向前进。相反，如果不积极主动地去分清什么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反对和歪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清醒地负责地进行工作，即使你自己不出点子，也会稀里糊涂地跟上别人的错主张、错点子跑，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仍然不免要上当受骗，甚至还会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是当前批修整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和高度的责任心。路线斗争并不是不可捉摸的，是非界限并不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只要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学会比较和鉴别，并善于综合群众性的大批判中的优秀成果，界限是完全可以划清的。正是在这种鉴别和批判中，最能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回避问题或者信口开河，不进行认真的思考，不进行具体的分析，都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我们决不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做工作敢于负责，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毛主席教导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的五个“必须做到”都指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这就要求我们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同刘少奇一类骗子所鼓吹的“公私溶化论”以及“一本万利”的生意经之类的剥削阶级的腐朽哲学，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对工作是否敢于负责，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也就是有没有无产阶级党性、有没有继续革命觉悟的重要标准。从根本上说，这两种思想作风，反映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当前继续深入开展的批修整风中，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抛掉庸俗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进一步培养敢于负责的革命精神。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战胜各种困难，夺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