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
苏习
一九六二年，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唯恐天下不乱，从各个领域掩护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线。
周扬一伙在这样的时刻抛出“现实主义深化”论，正是妄图阉割和对抗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线。
“现实主义深化”论要求文艺创作反映两个“矛盾”。一曰：“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和农民实际要求的矛盾”，即所谓“内部矛盾”；二曰：“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从旧到新的“苦难历程”、“痛苦心理”，即所谓“内心矛盾”。周扬一伙动员作家集中笔力“深化”这两个“矛盾”，并告诉人们：沿着这两个“矛盾”去“深化”，就能获得“现实主义的胜利”。
然而，我们只需用党的基本路线剖析一下这两个“矛盾”，就不难发现他们大吹大擂的“深化”论究竟要把社会主义文艺引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上去？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宣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经熄灭，“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和农民实际要求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作家们应该赶快掉转笔锋，向内部矛盾“深化”。
轻飘飘的一个“内部矛盾”，
“化”掉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矛盾，“化”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矛盾。
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去反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去揭示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还有什么“现实主义”可言？还有什么“现实主义”可“深化”呢？在今天，文艺既要深刻反映现实，就不能离开体现社会生活主流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即使以“人民内部矛盾”为题材，也必须以这一斗争为纲。这是因为，反映在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都渗透了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都与现实生活中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其实，周扬一伙所要“深化”的“内部矛盾”，决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他们笔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昏庸无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被领导”却“精明强悍”。尽管如此，周扬一伙还嫌这样的作品不够“愤怒”，鼓动一些人拿起“铁笔”，向无产阶级进攻。一时间，文艺界黑云压城，妖风四起。那些反党的“顶风人物”破门而出了。
除了写这样的“内部矛盾”，周扬一伙还鼓励作家去刻划人物的所谓“内心矛盾”。他们为我们勾划了一种内心“丰富复杂”、思想“痛苦阴暗”、积压了“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并为这种
“人”加了一个定义，曰：“中间人物”。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所谓“内心矛盾”，不能不是社会阶级矛盾在人们内心的反映。
在今天，反映在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的“内心矛盾”，无论怎样
“丰富复杂”，总不能超脱现实生活中两大对抗阶级的精神状态：一个是闪耀着时代精神光芒的无产阶级的精神世界；一个是充满着破灭之感的没落阶级的“内心矛盾”。至于那些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总是要向两极分化的。其中绝大多数总是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他们有一个思想改造过程，但绝不是什么“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历程”。他们在思想改造中会产生痛苦，但绝不是什么“内心分裂”、“悲苦”、“绝望”。那种以“阴暗”、“绝望”为特征的所谓“中间人物”，只能是行将灭亡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管周扬一伙用怎样含糊抽象的概念或怎样“丰富复杂”的词汇，都掩盖不了这批“中间人物”臀部上的鲜明的阶级印记。
要问什么是周扬一伙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吗？把“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愤怒”地揭露出来；把没落阶级的心声“复杂”地反映出来。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我们的文艺如果照此办理，按这两个“矛盾”去“深化”，那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能是一幅惨淡的图景，一个卑琐的“大千世界”。无产阶级叱咤风云的斗争现实还有没有呢？没有了。共产主义光辉灿烂的宏伟远景还有没有呢？没有了。这种“深化”，从根本上“化”掉了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反映社会矛盾这一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美化，对社会主义现实的丑化。其结果，社会主义文艺必然被“深化”到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道路上去。
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就是以反映“两重人格”、
“精神分裂”、“内心矛盾”为其特征的。这个为周扬一伙顶礼膜拜的“有毒的天才”，当时站在没落农奴主阶级的立场上，借“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小人物”之口，毫无掩饰地发泄了那种“卖掉整个世界而换得一个歌”的绝望、阴暗心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周扬一伙狂热地拾外国死人的牙慧，在艺术上正如列宁所说的是“对最拙劣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最拙劣的模仿”，在政治上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
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总是与政治战线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四十年代，周扬一伙在延安大搞“暴露文学”，作了国民党发动的反共运动的内应；五十年代，周扬一伙提出“不粉饰现实”的“写真实”论，作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先导；六十年代初，周扬一伙又在“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旗号下，大写
“痛苦”、“复杂”，大揭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成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前卒。
纵观几十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我们可以发现，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总是借助政治上的谣言，文艺上的丑化，来歪曲地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他们把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描绘成“天怒人怨”、“一团漆黑”，好象社会主义之舟即将“覆沉”了。这种混淆视听、蛊惑人心的丑化和颠倒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从政治上击中了“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要害，击中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要害，“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曾几何时，刘少奇、周扬一伙连同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文艺纲领，统统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席卷而去了。
在我们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后，文艺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又作为它的另一个极端的补充出现了。这种“无冲突”论妄图把人们引到云雾迷漫的“无差别境界”。我们有些同志也不敢写矛盾冲突，恰好说明还没有从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艺术观的高度，与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谬论划清界限。
“现实主义深化”论、“无冲突”论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的反映，都导源于反动的唯心史观。他们有时也讲“矛盾”，但矢口否认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最本质的是阶级矛盾；他们有时也写“冲突”，但一笔抹去文艺作品中矛盾冲突的阶级内容。这种唯心的历史观、艺术观，与党的基本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党的基本路线最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冲突的阶级实质，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文艺创作，就要求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提炼生活，概括矛盾，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社会主义现实的革命本质；就要求作家把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始终放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主导地位，在典型的矛盾冲突中完美地展现英雄人物内心的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基本路线是决定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的生命线，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灵魂。离开党的基本路线，文艺创作的典型化、理想化就成了一句空话。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破坏社会主义文艺，正是从阉割这条生命线，扼杀这个革命灵魂着手的。
“现实主义深化”论从出笼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表明：我们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斗争，领域可以不同，形式可以变换，但斗争的中心始终只有一个，这就是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我们一定要记取这十年的斗争经验，用战斗来保卫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