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歌”的创作经过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红旗歌”的创作经过
陈淼
石家庄一解放，我们便被派下厂，做为一个实际工作者，参加了纱厂的职工会行政，以及党的、团的工作。一年来，我们给工人教课，教歌，把着手教给他们认字；到车间里去，满头大汗的学习“上线、接头”，学习生产技术，帮助工人解决团结问题。在这些最实际、最具体的工作中，我们能和许多工人同志有说有笑，使工人亲切的感到我们没有架子，是为他们服务的，什么事都不避讳地找我们商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亲眼看见了、亲身体验了工人同志阶级觉悟飞速的提高，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特别是开始“红旗竞赛”以后，工人们为了争得光荣的红旗，不顾一切困难，甚至冒着轰炸的危险，也要坚持生产。这里面落后于进步工人之间，民主管理与官僚主义的管理之间的斗争，构成了工厂里由旧到新的伟大变革的丰富内容。这些历史上空前的变化感动了我们，教育了我们，做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那怕是政治上、艺术上的修养都还很差，也“义不容辞”的应该大胆的为这些新生的人物而创作。
“红旗歌”在酝酿阶段，有近百个工人中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个别的或集体的给我们谈，在竞赛中他们怎样团结改造了“落后”分子，怎样争得红旗，如何为红旗而欢跳，又如何为红旗而哭叫。他们丰富了我们的体验。
在领导上，纱厂里党的负责人戴新民同志，工务部长夏讷同志，管理员王正心同志，以及其他许多职员，分会主任，甚至组长也都热心的给我们谈了许多领导上的问题，使我们对工厂管理的政策思想、实际情况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在“红旗歌”的创作中，也和工人同志所给我们的一样，是一个支柱、一个源泉；这是文艺工作与实际工作的一个密切的合作。
“红旗歌”在第一次创作时，是由鲁煤、辛大明、陈淼三人集体讨论，分幕执笔。周扬同志看了当时粗具规模的草稿，给我们宝贵的指示，在思想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和鼓舞。这个力量成为我们能继续不断地突击修改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学校的领导上决定由临时文工团（三团）排演时，由导演团的刘沧浪、陈怀皑、刘木铎，艺术股长张德发等同志，参加了许多具体意见，由鲁煤同志又做了一次修改，使“红旗歌”由最初比较粗糙的初稿加强了它的戏剧性。前后只有二十天的功夫，边排边改，日夜突击的情况下搞出来的，便是在石家庄演出的“红旗歌”。
经过石家庄、正定十几场的演出后，在纱厂里征求了工人同志和领导干部的意见，特别是在正定由三团全体同志及文学组的几位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热烈的发了言。在这个会上更彻底的讨论了“红旗歌”的缺点，大家负责的研讨，打下了这次修改的基础。
接受了学校“五一”在北平演出的任务后，便确定除原来三个作者之外，又由导演团刘沧浪、陈怀皑、刘木铎三同志参加创作，这给“红旗歌”的创作，增加了一支有力的生力军，揭开了“红旗歌”创作的新页。
我们根据各方的意见，除保持第一次“红旗歌”的优点之外，人物、结构又重新讨论过。在人物上把肖美姑这样小孩式的、思想性较差的工人，换为一个年纪较大严重的雇佣观点的马芬姐；在人物转变上不是用被炸后厂里职工会的救济，而是主要靠工友们的热诚的团结互助和民主管理的启发教育的精神，使她由严重的雇佣观点中觉醒起来。在管理上把民主管理与官僚主义的管理的对比更加鲜明，而且把管理上的思想斗争与工人中的思想斗争更加紧密的连系起来。
六个人一齐拟好提纲后，由鲁煤、辛大明、陈淼三人分幕执笔，最后由鲁煤同志负责统一修改，因为任务紧迫，仍是边排边改，又是仅仅二十天的功夫，突击出目前的“红旗歌”。
从“红旗歌”整个创作经过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集体创作。这里有领导上的关心和扶植；有职工同志的热心帮助，也有文艺工作者内部、从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与剧作者的密切合作。没有这样雄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没有今天“红旗歌”，单就这样反复的修改精神，在我们初学文艺的人，都是难以支持的，这里再一次的证明了发挥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
但这决不等于说“红旗歌”已经“伟大”了。虽然一连修改了几次，但每次都是在连喘息时间都没有的突击状态中搞出来的，而且我们在政治上、艺术上的修养都很差，这次敢于这样大胆的拿出“红旗歌”，正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准备在不断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中修改、提高，把“红旗歌”搞成能很好的为工人服务的剧本。因此，我们热望于领导工厂、职工会的实际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所有看“红旗歌”的观众人人有份，以大家负责的精神毫不客气，给我们提出意见来。
关于集体创作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风格与集体风格；在分工上是每人轮写一遍好，是大家讨论一人执笔好，还是共同分幕写好；以及其他许多在集体创作中碰到的问题，我们准备将来深入的检讨后，再与大家一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