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也是大学——记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仑公社锻炼成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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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向读者介绍朱克家的事迹。读一读这篇通讯，是很受鼓舞的。
农村也是大学。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知识青年有很多事情好做，可以学马克思主义，学政治，直接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则是他们最好的老师。知识青年只要扎根农村，虚心好学，一定是大有作为的。朱克家的成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农村也是大学
——记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仑公社锻炼成长
上山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岁的朱克家从上海海南中学毕业了。
十七岁，多么年轻啊！可是，朱克家人小志不小，他决心要到云南边疆去，在天涯海角干革命。不久，他随着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大军，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生活，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被分配在勐腊县勐仑公社傣族聚居的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
傣族的贫下中农象爱护幼苗那样爱护知识青年，给他们住最好的竹楼，让他们干最轻的农活。可是，立志到边疆来经受锻炼的朱克家，怎能受得了这样特别的照顾呢？他找到生产队的指导员，要求住最差的房，干最重的活。指导员给他开玩笑说：“你还是个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
正因为朱克家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年轻幼稚的娃娃，所以才迫切要求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得到更多的锻炼。他泥里水里学耕地，风里雨里学插秧，爬山涉水学挑担，空余时间学木匠。傣族贫下中农需要的他就学，接受再教育需要的他就练。火塘旁，傣族老大爷给他上了生动的阶级教育课；竹楼下，傣族老妈妈教会他缝补衣服。在不长的时间内，朱克家学会了傣族的语言和文字，而且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木匠”。在木工组里，他给生产队修农具，给社员们做桌椅，每天都是叮叮当当地干到深夜。生产队的指导员说：“我们这里少不了朱克家。”朱克家说：“我离不开傣族的贫下中农。”
傣族勐掌生产队旁边有座高山，半山腰有一个爱尼族居住的山寨，叫莫登生产队。山茶花开红千里，椰子花放香万家。莫登生产队的老队长经常下山，找朱克家修理农具，谈山寨上的情况。小朱知道老队长下山一趟很不容易，对他拿来的农具都是随到随修，有时，还扛着修好的农具送老队长一程，招惹得老队长满心欢喜。老队长想到爱尼族的山寨上没有学校，几十名学龄儿童无法念书，要请朱克家上山办学。
有一天，老队长给小朱讲了爱尼族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爱尼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但是还没有摆脱没有文化的痛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队里办了小学，先后请来三位教师，可是都因为怕山寨艰苦下山了……。老队长谈到这里，带着期望的神情，拉着朱克家的手说：“小朱，你愿意不愿意到我们山寨里来？我们爱尼族人能把老虎打死，敢叫大山搬家，就是怕没有文化啊！”
朱克家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他激动地说：“过几天，我上山去看看。”
“好，我们等着你！”老队长高兴地走了。
从上海的高楼大厦到西双版纳的傣族竹楼，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又要从一个艰苦的地方到另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应该怎么对待呢？
这天夜里，朱克家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想着爱尼族贫下中农的期望，思考着到更艰苦的地方去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务，会不会象过去上过爱尼族山寨的几位教师那样，受不了艰苦又下山？他爬起来捧着毛主席著作，重温了毛主席关于“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的教导，越想越兴奋：“过去，我听毛主席的话，从上海来到边疆；今天，我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到更艰苦的地方去。”
“我要上山去！”朱克家的决心传到公社，得到了党委的热情支持。可是傣族的贫下中农却依依不舍，老妈妈拉着朱克家，含着泪水说：“孩子，你在我们这儿吃了不少苦，为什么还要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傣族青年把他的行李藏起来不让走，激动地说：“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吧！”这些亲切的话语，句句都打动着朱克家的心。朱克家抑制着内心的激动，不让泪水落下来，他说：“山下山上一样亲，我人换山寨，心在边疆，让我到更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吧！”生产队的指导员接着说：“我们傣族需要他，山上的爱尼族兄弟更需要他。小朱立志上山，我们应该高高兴兴地欢送他！”
就这样，朱克家上山了。
办学
上山难，在山上工作更难。可是，朱克家却有一股子明知上山难，偏往难中钻的牛劲。在山寨，要找一块平地都十分困难。建设学校没有平地，朱克家和贫下中农起早睡晚，从山腰中开出一块平地，到原始森林里伐来木头、砍来山草，盖起了教室，修好了操场。朱克家发挥了做木工的专长，没有多长时间，崭新的桌子、椅子、篮球架、乒乓球台都做出来了。
开学那天，学生的家长们让孩子穿上新衣裳，亲自把他们送到学校。朱克家高兴得心都要飞出来了。他兴冲冲地走上讲台，用流利的普通话开始讲第一课。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有的把指头放在嘴里，不让笑出声来。
“听懂吗？”朱克家关切地问。
“听懂了没有？”朱克家又用傣族话问。
“呒西吉那！”学生们用爱尼话回答，意思是听不懂。
这象一盆冷水浇下来，使朱克家火热的心顿时凉了半截。用汉话讲课，孩子们根本听不懂，全部用傣族话讲课，孩子们也似懂非懂。很明显，非得用爱尼话讲课不可。可是，他对爱尼话懂得很少。他看着孩子们失望的眼光，心里翻腾得很厉害：语言不通，怎么给孩子们上课？语言不通，又怎能很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暗暗下了决心：既然上了山，就要敢打虎，要用最快的速度学会爱尼话。
爱尼族贫下中农知道朱克家上课遇到困难，就给他讲寨史、家史，并派了懂得汉话的人给他当翻译。家长对孩子们说，听不懂老师的话，也要到学校去上课，表示对老师的支持。这就更激发了朱克家学习爱尼族语言的热情。他白天念，晚上记，向贫下中农学，也向自己的学生学，还把爱尼话分成类，编成歌，走到那里学到那里。贫下中农说：“我们需要啥你就学啥，真是爱尼族的贴心人。”朱克家说：“不，这也是我接受再教育的需要！”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朱克家就能用流利的爱尼话给学生讲课了，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他还能用爱尼话给学生们教歌、讲故事，孩子们称赞他是：“我们爱尼族自己的老师。”当小学生第一次写出“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朱克家感到多么幸福啊！
理想
“贫下中农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贫下中农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几年来，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实践中，朱克家的心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信念。
爱尼族山寨的夜晚，经常响着“噗通——噗通”的舂米声。从舂米声中，朱克家了解到爱尼族妇女的辛苦：白天上山劳动，晚上操持家务，别人都睡了，她们还在舂米，休息得很少。为了减少爱尼族妇女的辛苦，朱克家就利用晚上的时间主动帮助她们舂米。那个又重又长的木椎，用脚吃力地去踏，踏不了几下，就浑身冒汗。全生产队五十多户人家，帮了这家就帮不了那家，朱克家感到心里很不安。他在思考着，怎样把妇女从繁重的舂米劳动中解放出来。
这时候，生产队的干部也感到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必须解决妇女舂米的困难，把更多的劳动力用到生产第一线去。爱尼族人民决心改革那个笨重的木椎，队里把这项任务交给朱克家和几个爱尼族青年。
朱克家接受任务以后，提出了几种方案，经过群众讨论，决定买一台手扶拖拉机，既可用来带动碾米机碾米，又可用来耕田。
不久，朱克家和几个社员买回了拖拉机。铁牛上山了。开始，他们不会掌握，无法带动碾米机。朱克家和几个社员围着拖拉机，拆了装，装了拆，摆弄了好几天，还是摸索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它牵扯着爱尼族贫下中农的多少心思啊！
夜深了，山寨里又响起了木椎舂米声。队长来到朱克家的住处，看到屋里的灯还亮着，他从竹墙的缝里看到小朱还在认真地翻阅着什么资料。队长心里一热，泪水快要落下来了：“小朱，你心里想的都是我们爱尼族的事啊！”这时，指导员和贫协主任也来了。他们悄悄地走进屋里，说：“该休息了，别累坏了身子！”朱克家有点难过地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那木椎就象砸在我的心上一样。”
“能不能下山去学习一趟，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听了队长的话，朱克家心里一亮：“对，为什么自己关起门来，不到别的地方去学习呢？”
朱克家学习回来，很快就把碾米机搞成功了。清脆的机器声代替了木椎舂米声，爱尼族的妇女从木椎上解放出来，给农业生产增加了生力军。
为了把社会主义山寨建设得更好，爱尼族贫下中农早就想把瀑布山泉利用起来，建设一个水力发电站。但由于缺少技术资料，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去年年底，朱克家第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时候，把贫下中农的这个美好愿望装在心里。为了早日建好水电站，让电灯照亮爱尼山，他放弃了休息，东奔西跑，搜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
在春节前不久，朱克家赶回山寨，向生产队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贫下中农听说要建设水电站，都主动来找朱克家，向他提供山区的资料。一有空，朱克家就拉着熟悉情况的人往山里跑，寻找水源，调查地形，设计方案。经过许多天的努力，朱克家设想在山岭上建个水库，把瀑布山泉引到水库里，然后让水从山顶上直往下冲，带动发电机发电。
莫登生产队党小组和队委会的同志，围着朱克家画的蓝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队长提出：水库不要建在山上，只要沿着半山腰开一条沟，让瀑布山泉都汇集在沟里，就可以发电，这样省工收效快。朱克家听了，搂着队长的肩膀说：“我还没有摸透山的性格噢！”他立即吸收了队长的意见，对方案作了修改。
在县委的支持下，建设水电站的工程开始了。爱尼族贫下中农采石筑坝，劈山引水。朱克家一面教书，一面到工地劳动，爱尼族贫下中农赞扬说：“我们有什么愿望，朱克家就有什么决心；我们有多高的要求，朱克家就有多大的干劲！”
波折
在前进的征途中，朱克家思想上也出现过波折。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他一起来的知识青年，有的进了工厂，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到服务部门工作去了。朱克家问自己：我应该怎么办呢？
拔腿下山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朱克家一下子下不了这样的决心。他回顾几年的边疆生活，憧憬爱尼族山寨的远景，怎能离开这里的贫下中农？可是他又想，现在山寨小学办起来了，培养了爱尼族的教师，拖拉机手和“赤脚医生”也都成长起来，自己能够离开了。是“走”还是“留”？两种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
生产队副队长看出他的心思，就问：“小朱，你是不是想离开我们？”
爱尼族的儿童看出他的心思，就说，“朱老师，你不能走，你一走我们读书又要落空了！”
爱尼族的老大爷、老大娘看出朱克家的心思，都找上门来，不让他走，说：“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人，我们更需要你们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
指导员和队长来了，他们跟朱克家谈心：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着想，我们支持你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你现在不能走，我们请你上山的时候，有人在寨子里就造谣说：“凡是到边疆来的知识青年都是表现不好的。”你的行动把这种谣言打破了。现在趁一部分知识青年去参加新的工作的时候，又有人说：“朱克家嫌山寨苦，要下山了。”你想想，过去那些人不让你上山，现在他们又赶你下山，这到底是为什么？
指导员和队长语重心长的谈话，每一句都象重锤敲在朱克家的心上。此刻，他记起了生产队一个坏分子的挑拨：“你为什么还不离寨下山？”朱克家在想：为什么阶级敌人要“劝”我走，为什么贫下中农要热情地留下我？是爱尼族的山寨少不了自己吗？不。爱尼族贫下中农不让我下山，这是出自阶级的关怀。想到这里，他感到没有什么能比这种阶级的深情更温暖、更珍贵了！他伏在指导员的肩头上哭了：“我不能离开贫下中农，我需要继续接受再教育！”
思想斗争取得了胜利，朱克家在山寨里的根越扎越深。一九七二年，莫登生产队的指导员和勐仑公社党委的同志，给朱克家送来大学招生登记表，很高兴地对他说：“我们要敲锣打鼓送你下山进大学读书！”并要他马上填表，去检查身体。这是一个多么突然的消息啊！为革命而去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是，这时候的朱克家却只有一个极为坚定的信念：不下山，留下来！他对指导员说：“我离不开贫下中农，离不开山寨，让我和你们一起把山区建设得更美好！”他向公社党委提出请求：“让我在农村这个接受再教育的课堂里继续学习和锻炼吧！”县委了解到朱克家的革命志向，支持了他的要求。扎　根
朱克家，这个被爱尼族贫下中农称为“山寨里最忙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让远大的革命理想从许许多多平凡的小事上闪现出来。他每天都有办不完的事，使不完的劲。
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踩动缝纫机，为贫下中农做衣服。他是山寨里第一个“裁缝”，家家户户，哪家没有朱克家做的几套衣服？！
八点钟，金色的阳光洒满山头，朱克家就走上讲台，给学生们上课。他是山寨里第一个革命教师，每个学生的身上都浇注了他的心血。
中午，炊烟四起，别人都在歇晌，朱克家又为贫下中农理发，他是山寨里第一个“理发师”。有时，他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帮贫下中农修理收音机、手电筒、打火机和闹钟。
下午四点钟以后，学生们回家了，朱克家又拿起锯、刨，为贫下中农做木工活。他是山寨里第一个“木匠”，家家都有他做的箱子、桌子和凳子。
晚饭后，他又点上煤油灯，给学生们批改作业、备课，或者给一些学生补课，参加山寨里的各种会议。
深夜，山寨沉睡了，朱克家还在灯下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革命思想武装头脑。
星期天或者假日里，朱克家跟着贫下中农上山干活，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这就是朱克家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天，这就是他几年如一日所做的很平常的工作。从这个平常之中，你能不看到我们青年一代身上闪耀着的时代精神吗！
朱克家把爱尼族山寨当成自己的家，爱尼族贫下中农也把朱克家当成自己的亲人。贫下中农关心他象关心自己的子女一样：米吃光了，有人就悄悄地把米碾了送来；竹筒里的水吃完了，不知是谁暗地里背来了泉水；柴烧尽了，一些热心人又不声不响地砍来山柴。有一次，朱克家由于疲劳过度，连续发了几天高烧，不能下床也不能吃饭。爱尼族贫下中农都把他的病放在心上，每天有许多人来看望他。爱尼族的“赤脚医生”，一天几次给他送药、打针、测量体温。贫农老妈妈米呐，白天黑夜地守在他身边，喂水、喂饭。老妈妈用手抚摸着朱克家发烫的额头，心疼地说：“你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在山寨，真是我们爱尼族的好孩子！”
朱克家却说：“和你们在我身上花的心血相比，我做的事太少了！”
爱尼族的贫下中农，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着朱克家，让他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暴风雨里经受磨练。今年四月，朱克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更高的革命理想鼓舞着他：如何才能肩负起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历史使命？怎样才能配得上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
一阵暴风雨过后，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更加绿得可爱了。参天的大树巍然屹立着，繁茂的枝叶伸展开去，承受着阳光雨露，根须又向泥土中深扎下去，从沃土中吸收着营养，增长着新的年轮。
本报通讯员　《文汇报》记者（附图片）
朱克家在辅导爱尼族学生做功课。
朱克家参加建设水电站劳动。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