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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是真正的主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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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3-06-11
第2版()
专栏:

群众是真正的主人
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起来管事,管得宽,管得好,这是我们的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气象。高家庄子的这种新风气,应当普遍提倡,大大发扬。 ·编者·
高家庄子,是山东省招远县界河公社一个生产大队,传闻的许多事情吸引我们到那里去。
去年是大旱之年,高家庄子平均亩产量还是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一年,多收了一百六十九斤粮食。
去年抗旱中,高家庄子浇地的费用,从一九七一年的五百二十元,增加到七千一百元。可是每斤粮食的成本反而比一九七一年降低了四厘。
这几年,高家庄子的机器不断增加,可是机器的维修费用却直线下降。一九七○年花了五千一百元,一九七二年只花了一千六百七十七元。
高家庄子传出来的好人好事真是不少;一大瓶浆糊值四角七分钱,一个老贫农为了给队里节约这四角七分钱,自动去采集一包杏树胶,泡得好好的送给队里当浆糊使用。供销社卖农药算错了账,把三元六角算成了三角六分。过几天,这个大队的第一生产队派人送钱来,说:“你们算错了。”粮食所里换地瓜种,办错了手续,多给了第三生产队七元六角八分,这个生产队的干部三次找到粮食所,一定要重新算过,把多余的钱退回去。
这种可喜的局面是怎样出现的呢?我们在高家庄子住了几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社员里的风气
二队有一匹母马,下了驹以后,直肠受了伤。养了一个来月,虽说好了,队长徐连玉总是放心不下。万一病再发作,有个三长两短,损失可不小!于是队委们一研究,牵出去卖给了别的地方。在半月一次的社员会上,队长汇报了这件事。有的社员一听,就提了一个问题:“咱那匹马有过病,卖时跟人家说了吗?”本来是有过病才决定卖的,告诉人家还能卖得了吗?队长只好回答:“没说。”这一下大家明白了队长的想法,会场开了锅:有的说:“天天讲路线,这是什么路线?”有的说:“这不是坑人吗?”“咱们搞社会主义,兴这样做吗?”有的说:“已经卖了,人家离这里老远的,以后再不要办这种事就行啦。”但是不少人说:“不行。人家不摸马的病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这时,徐连玉也认识到这件事自己做错了,当场作了检讨。第二天专门蹬上自行车跑了九十里地,向买马的兄弟队说明马的病情,要求把马牵回来。
有一段时间,六队牲口缺饲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队长徐寿敬想了一个歪点子,把青草的收价每斤提高二分。这事在社员会上讲了以后,社员们向队长展开了批评。有的社员说,有困难也不找群众商量,也不作政治工作,只相信钱的刺激作用,这是走到那条路线上去了?
经过一场讨论,队里的错误决定纠正了,在社员努力下,缺草的问题也解决了。
以上是对队里的事,对社员的事也一样。
四队两个社员晚上浇地睡了觉,把水跑了一大片。这事队干部都不知道,但社员王普运第二天锄玉米看见了,回来就在社员会上放了炮:“昨晚上的浇地是极大的浪费,花了水费,旱了庄稼。”大旱之年,听到这样的事,社员急了,都查问:“这是谁浇的地?”结果,这跑水的事,成了政治课的很好的教材。
二队的杨良宽作业组里,个别社员锄玉米光图数量,不顾质量。队干部那能一垄一垄去查?但是漏不过社员的眼睛。在社员会上,通过检查这件事又给大家上了一堂课。它不仅教育当事人去返了工,而且使大家认识到为革命种田要精益求精。
就是这样,大至路线、政策,小至日常劳动态度,高家庄子的社员,人人在操心,人人在管。人们在管这些事中,解决着一个个实际问题,开展着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思想水平。
党支部的态度
这种风气是怎样形成的?
大队党支部在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后,认真培养这种风气。他们认为:搞群言堂,还是搞“一言堂”,是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他们先是规定了一个制度:每半个月必须开社员会,会上,由生产队干部详细汇报半个月来的工作,让社员完全了解队里的事。然后干部们就坐下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回答群众提出的疑问。
到时候开这么个会,这种风气就形成了吗?不,这种会也可能开得好,也可能走过场。
他们说,培养这种风气,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干部自己不要护短。干部如果不喜欢听逆耳话,护起短来,有的社员就不愿多管事了。还有一个是要解除群众的顾虑。有的群众说:“惹下人,给我双小鞋穿,我这脚能受得了吗?”
有人批评支部书记徐其暖,说他有一次处理问题有缺点,是带头违反财务制度。他热情地支持了批评他的人。他不是为群众揭了他的短而感到恼火,而是从中看到了群众的觉悟,他感到高兴。
党支部的行动,是对群众最好的发动,群众谁不愿把队办好?慢慢就形成了一股好风气。有一次三队耕地的社员赶上牲口去耕地,牲口吃了一队的豆子。社员徐曰斋看见了,上去就批评。三队的一个社员气呼呼地说:“你官小点,管不着!”这个社员理直气壮,说:“今朝,我就是非管不可。”党支部知道了这件事,就交给全大队的社员讨论,群众坚决支持了徐曰斋的这种精神。这样,群众提的问题越来越深,管的事越来越宽了。第五生产队社员徐国文有一次提了一条正确意见,队里没改正,他就老提。他说:“你一天不改,我就一直提,非提到你改了不可。”第四生产队六十几岁的老贫农徐洪志说:“过去俺觉得自己又不是个干部,遇事也不去多操心,现在可不啦!干活时,心里还老琢磨着队里的事哩!”
队长们的变化
这种风气一起来,有的队长说:“这样,俺这干部还能有权威吗?这个干部没法当了。”
党支部及时办起了学习班,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通过学习毛主席有关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教导,队干部明白了,群众起来管事是大好事。
在实践中,队干部更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一次,大队向一个生产队买一部分稻草。这个生产队长不按国家牌价算,多算了七元钱。社员知道这件事以后,对队长提出意见,他们说:“大寨贫下中农,人家出高价买他们的草,他们还不卖,非按平价卖不可。比比大寨,咱这是什么风格?”结果,根据社员意见,改正了错误。这个生产队长想:这事社员管得不对吗?对!社员为什么要管呢?不就是因为我办错了才管的吗!
又一次,另一个生产队的三辆大车辕都断了,队里做了个计划,准备花八十元送出去修理。社员会上向大家一报告,贫农社员徐立章站起来,自告奋勇由他来修这几辆车。结果只花了七元多钱就修好了。这事又给这个队长上了一课:群众不是为了一心一意把队办得更好吗?怎么能说人家给自己提意见,就是踩自己的脚后跟呢?
这种风气起来了,队委会不是没有权威了,而是权威更大了,因为队委会的决定更多地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谁不遵守也不行,大家在管着。
几个月的实践,使队干部们看到群众的力量,也使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社会主义正气大发扬,资本主义邪气没市场,阶级敌人更加不敢乱说乱动。干部办错了的事,及时纠正;许多想不到的事,群众想到了。队里的许多事办得更合理,更好了。原来觉得“干部没法当”的第三生产队队长徐新智,对党支部书记说:“我琢磨了好久,自己以前是想错啦。百事百人都管,现在咱这个队长好当啦!”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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