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群众的伟大创造力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充分认识群众的伟大创造力
中共广西忻城县委书记　孙廷国
从一九六八年到现在，五年多时间，忻城县二十九万人民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造自然的群众运动。一九六九年，劈山炸石，砌墙保土，造田造地；一九七○年，开排涝隧洞；一九七二年秋后，开始建设红河渠水利工程。这个工程完成后，将从根本上结束半个县千年苦旱的历史。群众运动深深地教育了县委的同志们，一次比一次深入地冲击我们的懦夫懒汉的世界观，冲击我们的保守思想，使我们看到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群众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
忻城县是个石灰岩山区，山高土少石头多。除了石山以外，就是一个个锅底似的低洼地，经常受到旱涝两灾的威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给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的路线觉悟普遍提高，生产情绪更加高涨。可是，我们领导的思想落后于形势，对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我们不是完全没有看到群众的积极性，但因为自己的干劲不足，总是把群众的积极性也估计低了。群众中涌现出许多先进事迹，我们常常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在事实面前，这一次相信了群众，再一次遇到不同情况，又怀疑起来。对群众的伟大创造力的认识过程，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一九六八年，县革委会成立不久，群众就批评我们在领导农业上步子迈得太小，说我们嘴上喊要改造忻城县的面貌，但拿不出实际的办法来。群众批评我们，说明群众积极性高，这是好事。但当时我们却不敢设想从根本上改变忻城县的生产条件。
这时候，在群众中流传着两件事：
遂意公社有个弄砭生产队，到处是乱石窝，有人早就闹着要搬家。贫下中农不同意，说：“在旧社会，山，是地主的山；地，是地主的地。现在我们当家作主，毛主席要我们来管山管地，我们一定要让穷山翻过身来。”是“搬家”还是“改变现状”？党小组长韦永权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展开一场辩论，把搬家的思想打退了。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生产队就开始砌墙保土，造田造地。他们挖坑掏土埋石头，一锤一钎，冒严寒，战酷暑，干了几年，使全队山地变了样，粮食亩产从解放初期一百多斤提高到九百五十斤，创造了“石头山上粮食产量跨《纲要》”的奇迹。
另有一个龙岑大队，严重缺水。过去这里新娘走娘家，挑一担水回来就是最珍贵的礼物。早在一九六六年，这个大队古究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钻深岩，爬绝壁，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水源。他们苦战四个月，凿通了二百多米长的岩洞，有史以来第一次引出了地下水。邻近他们的板叩生产队学习他们的榜样，把一股小泉水从高山上引下来，第一次在石头山上种上了双季稻。一九六六年冬天，整个龙岑大队都这样干了起来。不到几年，把这个苦旱石山区变成了“条条水渠绕山转，石头山里可耕田”的新农村。
这两件事，在县委领导思想上引起了震动，因为它给全县闯出了一条石山区粮食增产的新路。龙岑大队缺水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但没有想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群众解决了。弄砭生产队撬石头造地的做法，我们起初感到工程过于艰巨，不敢推广。有一次，我到弄砭去，见到群众撬一块石灰岩地，这块地几乎全是石头，一点土没有。我当时想：造这块地要花多少工！如果我在这里蹲点，我是没有勇气给群众出这个主意的。两个月后，我再到那里去，这四亩地全铺上了新土。
群众的巨大干劲鼓舞了我们，教育了我们，推动我们前进。我们立即推广弄砭生产队、龙岑大队的经验，在全县掀起了一个砌墙保土、造田造地的高潮。
一九七○年夏天，我县遭到了大水灾，眼看快到手的玉米被洪水淹没了。当时，全县组织了几万人来打捞五万多亩玉米，但还是损失了一千多万斤。这说明，光搞砌墙保土、造田造地还不够，还必须根除水患。我们进行了实地勘察，了解到只有打穿山隧洞排洪是个好办法。但是工程大，没有经验，我们一时下不了决心。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琼古大队北旺生产队三个老贫农，自己带着干粮跑到都安瑶族自治县去。当时都安人民正在打穿山隧洞，三个老贫农去学习先进经验。回来以后，向群众一宣传，全生产队信心十足地干了起来，着手打一个九百一十米长的隧洞。
我们得到消息，赶到现场去，热气腾腾的打洞场面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贫下中农这种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有力地鼓舞了我们。既然一个生产队敢于打这样长的隧洞，一个大队、一个公社当然可以打更多更长的穿山隧洞。于是，我们马上组织了群众、干部、技术员“三结合”的调查组，对全县受洪水威胁的地方都进行了实地勘察。凡是需要定点打洞的，就组织力量施工。
全县正在打的隧洞有四十九个，已打通了十五个。全部完工后，可排涝一万八千多亩。有四个公社十四个大队做到洼连渠，渠连洞，洞洞相连，洼洼相通，组成一个排洪网，经过滂江河，流入红水河。
很快，发现了一个新问题：从隧洞流出的水要流过滂江河，而滂江河床浅，弯曲多，如不加治理，洪水到来，两岸就要泛滥成灾。怎么办？按测量设计，加宽河面，挖深河床，改弯取直，需要八十万个工日。我们把这个计划交给全县基层干部和群众去讨论，群众完全支持这个计划。一九七一年冬天，我们组织了一万人大战滂江河，准备苦干四十五天，结果三十五天胜利完工。
实践再一次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穷山恶水看起来是庞然大物，但是依靠群众同它去斗，就能把它斗倒。上往屯是个偏远的深山沟，住着五户人家，那里的三个青年准备劈山，向公社书记要一根钢钎。公社书记说：“你们那里加起来只有十多个劳力，还想劈山？”青年们说：“愚公一家老小可以移山，我们三个年轻力壮的人怎么不可以劈山呢？”在他们坚决要求下，拿走了一根钢钎。就靠这根钢钎，劈开了一条七十四米长，二米多高的石山排洪道，解决了全屯的排洪问题。
几年的实践，锻炼了群众的意志，也锻炼了领导的意志，增添了群众的见识，也增添了领导的见识。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一九七二年十月，红河渠工程上了马。这个工程，要斩断恶滩，筑起大坝七十米，在大坝下面安装三十二台水轮泵，通过两条管道，穿过四百二十米长的隧洞，经过两座渡槽，再设九级抽水站，强迫红河水逆行北上，经过一百四十二里长的三面砌石干渠，灌溉八万亩农田。这在忻城县说来，是空前未有的大工程。
真正做到相信群众，要经过斗争
回顾这几年的经历，我们深深感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口头上谁都不反对；但真正认识到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常常容易用自己的想法去代替群众的想法；或者把部分群众中某些后进的东西看作是主流，借此来掩盖自己的干劲不足。在这个问题上，每前进一步，在领导内部，在自己的思想深处，都有斗争。这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例如，在需要对生产建设上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常有这么几“怕”：一是怕领导上干劲一大就会犯瞎指挥的错误；二是怕物质条件不够，说了大话，不能兑现，群众对领导意见更多；三是怕摊子铺开后，使眼前利益受到损失，不如慢慢来。其实，这些“怕”，都是由于脱离群众产生的。
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在工作中有时犯错误是难免的。但只要依靠群众，就能防止和减少错误。去年大旱之年，我县玉米受到损失，一些人认为是双行单株合理密植造成的；我们经过调查，认为是旱情造成的，同密植无关。但是，既然一些人有这种看法，而且一时不易说服，领导就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允许群众试验各种不同的株距，看看今年的生产情况再说，而不作硬性规定。瞎指挥不是领导上干劲大造成的，而是脱离群众造成的。
物质条件上的困难，不考虑是不对的。我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来办实在办不到的事。但有些事通过努力到底能不能办到，不能关起门来算死账，而要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讨论。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议论，往往议论不出有效的办法。去年遇到特大旱灾，十五万人、八万牲畜吃水都发生困难。起初，我们对自力更生战胜旱灾信心不足，指望上级支援。后来把群众动员起来了，想出了许多抗旱办法，就大大增强了战胜干旱的信心。事事坚定地依靠群众，领导就有智慧，有办法；一旦脱离群众，就成为蠢人、懦夫。这是我们几年实践中得到的一条基本经验。
生产上长远利益和当年利益需要作妥善安排，偏于一方是不对的。只要把群众的力量充分发动起来，而且组织好，就不会顾此失彼。总的看来，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付出一些代价是必要的。下梯生产队搬走一亩地的石头，最多花过三千个工。从眼前看，不合算。但贫下中农说得好：“不能光算眼前的小账。为子孙万代造福，多出这些力算什么！”以红河渠工程来说，为了加快进度，我们既保证当前农业生产上的劳力，又适当抽出一部分劳力坚持长年施工。群众说：劳力不能光看人数，还要看干劲。现在，工程的进度比预计加快；春耕、春插任务虽然比去年重，也比去年提前完成了任务，并且质量有所提高。
群众的干劲推动了我们，也加重了我们领导的责任。大旱的一九七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二亿零四百多万斤，比一九六八年提高百分之五十六，全县平均每人产粮由一九六八年四百多斤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六百九十多斤。同过去比，有进步；同先进的兄弟县比，还有差距。我们下决心以批修整风为纲，继续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教育，把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组织起来，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为彻底改变忻城面貌而奋斗。
（附图片）
广西忻城县人民坚持同山区的干旱作斗争，这是北更公社贫下中农兴建的大型水柜。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