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改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教改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
辽宁省海城县二中教师　王前
我当教师三十年了，真正认识到必须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还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大量的经常的在教育工作实践中暴露出来。我注意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中，主动地“斗”，自觉地“改”，使思想不断适应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需要。
改造“智育第一”的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长期以来，我对“智育第一”的认识，是缺乏阶级观点的。我总认为，“学校主要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在这种重“知识”、轻政治的思想支配下，我虽然也随着大伙儿批判“智育第一”，但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开始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教学时，一度只讲政治内容，不讲语文知识。后来，学校抓教学质量，我的“智育第一”的思想又活跃起来，和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地照旧讲课。在批修整风中，党支部帮助我认真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深挖“智育第一”的思想根源。我回顾了解放后十七年搞“智育第一”的后果，痛切地感到，那种“有了知识就能走遍天下”的思想实质，就是不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否认学校里存在阶级斗争，引诱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
有了多次反复的经验教训，我就比较注意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教学工作，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在讲鲁迅论“打落水狗”的杂文前，我反复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认识到，刘少奇一类骗子虽然打倒了，但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还存在，反动思想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必须以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把批修整风进行到底。我确定用这个观点讲好这篇语文课，重点讲了“比喻”的运用，说明鲁迅为什么要把失败的敌人比作“落水狗”，并结合课文解释了“比喻”中的“借喻”和“暗喻”的用法，使学生既受到了思想教育，又学到了语文知识。
改造“三脱离”的思想坚持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
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对解放以来教学严重“三脱离”这个问题仍然缺乏认识。到工厂参加一段劳动后，开始感到教学“三脱离”，主要是自己的思想感情、阶级立场和工农兵不一样，可是回校复课时，又以为我教书还是个“内行”。但事实又教育了我，在一次备课中，又一次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工人师傅诚恳地对我进行了帮助，促使我认识到要克服教学“三脱离”，就必须经常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认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我下决心诚恳地向工农兵学习，把语文教学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一次，讲《纪念白求恩》，无论是我还是学生，都对两个“极端”的精神理解不深。如何联系实际讲好这一课呢？当时，我们那里正在宣传模范共产党员戴金山同志为保护集体财产而壮烈牺牲的模范事迹。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冒雨步行二十多里，访问了戴金山生前所在的生产大队，受到一次生动、具体的教育。回来后再讲课文，讲到“以身殉职”的“殉”字时，学生马上与戴金山的革命精神联系起来，补充说：“这个‘殉’字与戴金山‘为革命豁出一切’的‘豁’字，精神是一致的。”不但把抽象的“殉”字讲得比较具体、生动，而且加深了我们师生对白求恩同志共产主义精神的理解。
改造“师道尊严”的思想坚持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进行启发式教学。可是，常常是启而不发。为什么呢？经过调查，同学们才说：“咱也不知道老师的教案里写的是啥，观摩的人在教室听课，如果说的不对，对老师也有影响啊！”这番话对我触动很大，认识到不破“师道尊严”，就不可能搞好启发式教学。
有次讲课，有个学生突然问我：“你讲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是哪国人？”我顺口说：“俄国人。”话刚出口，就觉得答错了，纠正不纠正呢？思想斗争很激烈：在学生面前认错，不是要失掉威信吗？课后，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的教导。第二天，我告诉学生：“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是德国人，不是俄国人，昨天我说错了。”我对全班同学说：“你们今后不要认为我讲的都对，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讲错的地方要大胆提出来。”由于我敢在学生面前认错，学生思想也就解放了，敢想，敢说，敢于给我提意见。
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比学生“高明”，从来都是学生向我请教；今天，我要向学生请教，这可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讲《永远跟着毛主席，壮丽青春献人民》一课，有个同学对我的某些解释表示不同意。我虽然感到学生说得对，就是一时放不下“自我高明”的架子，勉强说了声向小将学习，内心却不大高兴。再加上课后有的同学给他提了意见，他便背着思想包袱来向我检讨。明明是我的错误，学生反而来向我检讨，这对我触动不小，促使我破除“自我高明”的思想。我遵照毛主席关于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的教导，诚恳地和他谈心，在总评会上又表扬了他。还向同学们检讨了我讲错的原因。我告诉同学们，今后对我讲的课，要各抒己见，有不同意见要大胆和老师争论。从此，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师生共同讨论问题，互相促进，推动了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