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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腔热忱 精益求精——记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段国升同志的事迹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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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3-08-27
第3版()
专栏:

满腔热忱 精益求精
——记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段国升同志的事迹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段国升同志,为革命努力探索颅脑医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和同志们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医疗实践的事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勇于实践的人
二十多年前,段国升同志当上神经外科医生不久,就遇到一个第三脑室患瘤子的病人。当时,脑瘤手术在我国只有极少数医生做过。他第一次遇到这种病例,本来就有些胆怯,加上有人在一旁吹冷风,说脑子深部是手术的“禁区”,他就更怕了。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无情的瘤子夺去了病人的生命。
打这以后,段国升同志思想上时常在激烈地斗争:难道能继续这样束手无策地眼看着阶级兄弟死去吗?
他的脑海里不断地翻腾起来:当他刚做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人的整个脑子对他来说都是神秘的区域。他奋发图强,学会了开颅脑手术。一般的脑外伤手术能做了;但是,复杂的脑外伤和脑深部异物对他还是个秘密。后来,经过艰苦的学习和实践,他逐步掌握了这些复杂的手术。现在,他又在摸索治疗第三脑室肿瘤这个老大难手术。他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上,逐步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医学上存在的一些难题,对它暂时还不认识,但是,可以坚信,医学难题迟早总可以解决,颅脑的秘密也一定能打开。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没有勇于实践的精神。
段国升树立了信心,继续向脑瘤进军,决心抢救阶级兄弟。他首先仔细地分析了第三脑室肿瘤,发现它难就难在瘤子附近几乎都是重要的神经功能区域,有管意识的,有管体温调节的,有管呼吸的。由于瘤子部位深,手术很容易损伤这些功能,造成病人残废以至死亡。但是,只要认真研究,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有可能争取手术成功。这么一分析,段国升心里有了数。
一九五五年夏天,段国升同志和同志们成功地做了第一例第三脑室肿瘤手术。以后,他又做了不少难度较大的脑瘤手术,这当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每一次,他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前进。现在,他已经做了七、八百例脑肿瘤手术,包括颅脑内部多种部位的肿瘤,和高颈段脊髓内肿瘤等难度很大的手术。
一九七一年九月,某制药厂回族青年女工勉秀花患高颈段脊髓内肿瘤。她的瘤子长在颈髓中央。直径只有一点五厘米的椎管内,填塞着一个直径近二厘米的肿瘤。瘤子在管内盛不下,拚命往外挤,使脊髓变形。颈髓上段是管呼吸运动的。在这里动手术危险性大,稍有损伤,不是死亡,就是严重残废。为了保证手术成功,段国升和同志们反复研究,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在手术中,他们比修理钟表的工人还要细心,先开一个小刀口,用剥离板小心地沿着肿瘤一侧进行剥离。当他们发现瘤体长于刀口时,将刀口逐渐延长到和瘤子相等的长度,一点一点地剥离。经过近八个小时的艰苦战斗,终于把瘤子一点不剩地取了出来。现在,小勉健康地回到工厂参加劳动,已经快两年了。
颅脑秘密的大门是靠实践打开的。段国升深有感触地说:“要敢于抢救‘第一个’脑瘤病人,不然,就永远没有第一例。当然,做第一例手术,困难很多,也会有风险,很可能要经过多次失败才出现成功的一例。但是,有了这第一例,就可以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扩大战果,使千个、百个得脑瘤的病人获得希望。”
更高的标杆
神经外科有个老大难问题——手术的后遗症,至今还未很好解决。
在狭小的颅腔内,在神经中枢的区域动刀,只要有一点差错,就可能损伤大脑功能,给病人带来残疾。这些病人,命是得救了,但他们没有意识,没有健全的躯体,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医生们都在摸索解决的办法。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认为:在颅脑内一些重要部位做手术,后遗症是无法避免的。而段国升同志却在困难面前立起了为人民服务的更高的标杆。他说:“我们不但要使病人解除痛苦,延长生命,而且要使病人继续干革命。”
他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深深感到:能不能减少或避免脑瘤手术的后遗症,同医生的主观努力如何有很大关系。在手术中,如果医生对同志对人民缺乏极端负责的热忱,或考虑不周,那就会使本来可以避免的后遗症,或经过努力可以减少的后遗症,也变得无法避免。他认为:衡量手术的成败,不能只看手术台上顺利不顺利,更重要的是要看病人动过手术以后,功能恢复得好不好。
有个老贫农,脑子里长了个比拳头还大的脑膜瘤,瘤子周围的血管纵横交错,密密麻麻。在这里动手术,要保证不损伤神经功能,使病人不留下隐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脑膜瘤手术的特点是出血多,这是威胁病人生命,造成手术后遗症的主要矛盾。段国升和同志们共同研究病情,分析矛盾,提出了二十多种防止过多出血的有效措施。在手术中,他们精力集中,全神贯注,一点一点地刮,一下一下地掏,尽量不使手术刀损伤神经功能。经过上万次的操作,终于成功地切除了这个少见的血管性肿瘤。不久,病人健康地走出了医院。
当然,段国升同志并不认为手术后遗症完全能够避免,这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他和同志们还在艰苦地摸索,寻找解决手术后遗症的途径。但是无论如何,医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一定的条件,化被动为主动,化困难为顺利,去争取胜利,使手术尽量减少病人脑功能区的损伤,避免残废。
走着崎岖的路
段国升同志在颅脑手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在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崎岖道路上前进的。
就看他治疗巨型脑血管畸形病的情况吧!
一次,医院接待了一个巨型脑血管畸形病人。她先后跑了四个省市的二十一个医院治疗。一些医生认为,手术可以做,但后果难以设想。
用不着责怪这些医生。对于象这样面积广、部位深的巨型血管畸形瘤,许多医务工作者都在探索,段国升同志也在探索。
过去,对这样的病者,他根据医学文献介绍,采用“肌肉栓子”堵填的方法,曾为一个巨型脑血管畸形患者施行了手术,结果失败了。
后来,又有一例这样的病人。他和科里的几位医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改进了手术,但还是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胜利和失败,对人都是严峻的考验。在连续的挫折之后,段国升也是有想法的。不过,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而是知难而进,一定要摸索出治疗这种病的办法。这里,他想到医学史上一种著名的药:“六○六”。他想:“六○六”是经过六百零六次试验才获得成功的。这里面就有多次失败的过程,而每一次失败中都包含了一些成功的因素。如果试验这种药的人,在前几百次失败后不再干了,就不可能有最后的成功。这说明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不怕失败,善于象列宁所教导的“要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就会获得新的胜利。
当第三例病人被送到科里时,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经过检查,畸形部位脑血管比正常人大二、三倍,乱糟糟的一团血管,使血液不能正常循环,造成脑内缺氧,直接威胁生命。
这样一个病人,比前几例病情还要复杂,有些人担心能不能治好。
段国升想:这个手术虽有风险,但也有从死亡的边缘把病人挽救过来的可能性。经过前两次手术后,他一直在琢磨治疗这种病的办法。经过反复试验、研究,他认为:运用“肌肉栓子”堵住畸形血管,使血液按正常血路循环,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不过,这个方法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堵住正常血管或使血液流入别的部位,带来不良后果。上两次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机械地照搬别人的经验,只看有利的一面,没想到不利的一面。结果,用的肌肉块太大,手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
这回,他们根据病人血管畸形的特点,采用大小适当的肌肉块,分几次填堵,边填边观察,避免损伤其它血管。手术后,病人恢复了讲话功能,也能走路了。
在治疗巨型脑血管畸形病的实践中,段国升和他的战友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遇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一股革命的斗争精神,不畏劳苦,并且善于吸取经验教训,这样就总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永远在起点上
段国升同志有一个可贵的精神,就是他总是勉励自己要谦虚、谨慎,永远在起点上。
他每次做手术,不管大的小的,也不管是做过的没做过的,都象第一次上手术台那样谨慎、认真。
他常常用“熟路翻车”这句话来警戒自己。
“熟路翻车”,这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句含有朴素哲理的话。人们第一次从事某项工作,由于不了解它的规律,感到没有把握,总是比较认真、谨慎。以后,有了经验,有些人就不那么虚心了。结果,往往在认为是安全的地方变得不安全,有把握的事情变得没有把握。
有一次,他们为一个垂体瘤患者动手术。讨论这个病例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种瘤子过去做过,问题不大;一种认为,从片子上看,这个瘤子比较特殊,手术困难。段国升同志发现这个垂体瘤窜的很广,不象一般的垂体瘤。它既是垂体瘤,但又超出了垂体瘤的范围。他发表意见说:“我们过去做过不少垂体瘤手术,有了一些经验,但是不能把这些经验当做万古不变的灵方,而要看到这个病例的特殊性。事物的特殊性,正是我们要认识的新问题。因此,每次手术都应当作为新起点,把第一百次、一千次的手术,当作第一次手术那样谨慎、认真地去做。”他和同志们对这一手术可能成功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一一做了研究,认真做好准备。手术中果然出现了特殊情况:病人的瘤子不但比一般垂体瘤大得多,而且靠后长,娇嫩的视神经挡住了手术的去路。由于他们做了多手准备,很快又从另一条入路做起,保证了手术的成功。
段国升同志常说:“宁肯准备一百条措施用不上,也不能因为一条措施跟不上使手术失败。”正是这种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科学的态度,使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前进。
段国升同志在探索颅脑秘密的道路上做出成绩,受到赞扬。可是,他没有被成绩的包袱压住,而是象接力赛跑的运动员一样,不断地在新的起跑线上冲跑。他说:我虽然当了三十多年医生,做了上千例颅脑手术,有了一些经验,但由于我实践上的局限性,仍然还有不少病症不认识,还有不少手术不会做。我要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掌握唯物辩证法,努力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祖国的医学事业贡献一分力量。
我们高兴地看到,段国升同志已经迈步踏上了这个新的征途。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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