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革命就要能上能下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干革命就要能上能下
中共陕西省大荔县委书记 范云轩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参加革命以后，曾在农村工作过一段时间。解放战争中，又随着一支队伍整天跟敌人打游击。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中，为党为人民做了一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先后在北京、西安等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年。这段时间里，理论、政策学习抓得较紧，自己有了一些进步。但是，由于深入基层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同时，在改造世界观方面主观努力不够，受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逐渐滋长了一种贪图安逸、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艰苦生活过不惯了。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我逐渐认识到三脱离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决心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磨练自己的革命意志，焕发革命朝气，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伟大号召，广大革命干部积极响应。我热诚地向组织写了申请，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自己。经过领导批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到澄城县雷家洼公社堡城大队第一生产队下放劳动。这个队地处渭北旱塬，沟壑纵横，比起城市，生活条件艰苦多了。广大贫下中农热烈欢迎我们下放劳动；但也有人对我说：“你这个人干了几十年革命，放下清福不享，为啥要跑到农村来劳动？”也有人由于对干部下放劳动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下放就是“下降”。家里人由于受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有些模糊认识。我对他们说：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旧社会的反动官僚，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干部，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过去，党和人民要我担任领导职务，是革命的需要，是光荣的；现在下放劳动，重新学习，也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光荣的。下放期间，我白天下地劳动，收工后自己挑水做饭；晚上走家串户，和贫下中农谈心，学习文件，阅读报纸，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在这期间，我亲眼看到了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热爱社会主义，关心集体生产的高贵品质，战天斗地斗敌人的革命精神。我深深感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是最好的课堂。毛主席让我们到实践中来重新学习，的确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爱护。
一九七一年春天，上级党组织调我到澄城县革委会工作。不久，县委又确定我到工作比较艰苦的石堡川水库工程澄城指挥部工作。在水库工地上，我和大家一起战斗，虚心向群众学习，和群众同甘共苦。石堡川水库工程十分艰巨，修建中碰到许多困难。广大民工日夜战斗在工地上。老贫农樊新禄在一千八百米的石洞工程施工中，因为发生塌方，不幸光荣牺牲。他的女儿樊焕芳在埋葬父亲遗体以后，推迟婚期，来到工地，在她父亲生前战斗过的工地上担任了“铁梅爆破班”班长，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工地上有名的爆破手。在这热火朝天的战斗日子里，我亲眼看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深深地体会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共产党领导下，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要保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既要认真看书学习，又要以普通一兵的身份，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和情况的不断变化，今年二月，党组织又调我到大荔县委工作。我向自己提出：地位变了，锄头要用得和贫下中农一样亮；职位高了，汗水要流得和贫下中农一样多；出外开会时间多了，手上的茧要磨得和贫下中农一样厚。所以，我经常蹲点跑面，深入农村，参加劳动。一次下乡劳动中，一位老贫农对我说：“粮棉产量要上去，干部作风要改变。”我从不少大队的情况中看到：凡是干部蹲点扎实的地方，批林整风逐步深入，农业生产热气腾腾；反之，批林整风深入不下去，生产进度迟缓。因此，我向县委提出精简上层，充实基层的建议。县委经过认真研究，很快地作出了精兵简政的决定。县革委会机关抽出一百一十二名干部下放到公社，长期蹲点劳动。这些同志下放到农村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发展。
革命在继续，改造无止境。今后，我要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自觉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不论在什么地方和岗位，都要认真读书，深入群众，焕发革命精神，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