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纲领下 新闻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在共同纲领下
新闻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刘尊棋
一 宣传和监督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这个伟大宪章，是在新闻工作者参加政协的全体代表无保留的同意之下通过的。在《共同纲领》草案的讨论期间，十四个新闻界的代表除分别与各党派团体和其他代表举行分组讨论时发表了许多意见外，他们自身并单独开会，详细讨论了它的全部条文，特别是有关新闻出版的规定。到了《共同纲领》草案的最后修正案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时，新闻界代表们就发现所有他们的积极意见都已包括在内，因而全体一致拥护它的通过。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深信：全国绝大多数的新闻工作者必能如他们的首席代表胡乔木同志发言所说的，“努力用实际的行动来加以拥护。”
胡乔木同志的发言代表了全国新闻工作者，宣示我们今后要承担的共同任务。他说：
“在全体会议通过这三个文件（政协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后，我们新闻界同人决定努力用实际的行动来加以拥护。我们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宣传。我们要把三个文件的意义和整个人民政协的意义向全国人民作反复的广泛的宣传，号召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为实现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的一切决议而奋斗。再一个是监督；我们要用人民舆论的力量，协助人民监察机关，来监督各级政府和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是否忠实地执行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的一切决议。”
全国新闻工作者要把宣传《共同纲领》当做一个重大任务，因为这个七章六十条的大宪章的全部实现，首先要靠我们使它变成为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共同珍视，和共同遵守的东西。它的通过本身并不等于在中国得到了实践。“共同纲领”的内容一方面包括了中国人民民主建设的全部蓝图，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中国的内外敌人、以及对落后和偏狭的不可妥协的斗争。这是要通过广泛和耐心的宣传教育方能家喻户晓，使人民大众把它当做代表他们目前最大利益的自己的纲领，而为其实现来奋斗的。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偶然也有些做为烟幕或“糖衣”而发表的法令决议，但那是决不许你做宣传的。旧政协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宣传旧政协的决议，曾有过沧白堂和校场口的血腥事件。在一九四六年以后，引证蒋介石“四项诺言”和旧政协的决议，成了报纸的危险忌讳。在今天人民民主政权之下，一切恰恰相反，我们不但要大量宣传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且要用人民舆论的力量，随时监督各级政府和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是否忠实地执行它的全部规定。
我们新闻工作者能够承担这样重大的任务，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已获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纲领》，保证了我们的工作条件。《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本身和一切其他决议案，当然是中国今天最大的“真实”。它们反映了中国四大进步阶级的空前伟大团结及其共同利益，表现了这一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继续巩固这个团结和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决心。这一切都是再真实没有的新闻。
二 两个不同的方向
不过，《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主要意义自然不在于此。
这一个规定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在新闻领域中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是和伪造欺骗新闻的自由正面对立的。它不仅是保障新闻工作者的必要的活动条件，也保障了广大人民把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见发表出来并能知道在他们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真实事情的权利。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封建官僚资产统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的自由权利。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新闻自由”在人类中造成的灾害，已为尽人皆知的事。由于新闻工具掌握在少数独占资本家手中的结果，一切新闻事业就变成了他们追求利润、麻醉和欺骗人民、任意毁谤、“自由”地煽动战争、散播法西斯思想的最恶毒的手段。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新闻工作者没有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读者和听众没有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这是罪恶和死亡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完全在相反的一面。
真正人民的新闻自由首先出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在那里，报纸、无线电广播、和一切其他新闻的武器都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财产，动员和教育广大人民的工具，更由于千百万工农新闻工作者的参加而成为国家建设的可靠支柱。
其次，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虽然私营企业还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但主要的新闻事业则一律属于国营或公营。纯商业性的报纸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已经完全绝迹。
人民新闻事业的共同使命就在于把国家建设的计划和活动真实地报道出来，动员人民为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作战；支持和平政策，发展和加强各民族间的友谊合作，为争取各大小国家的独立完整、为国际的和平安全而战斗；暴露民主的敌人和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为争取民主的原则、为暴露法西斯余孽和根除其思想而战斗。
这才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正确方向。中国成千上万的新闻部队也正是在这一方向进行着严肃的战斗。
我们的绝大部分的新闻事业也已不是或不可能属于利润追求的企业范围，而基本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公营事业了。绝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已不受老板的盈亏算盘的拘束，已不受反动官僚的事前检查。我们最主要的考虑是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检查我们工作的标准是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样就使我们有条件来把与人民利益有关的一切真实新闻、真实问题、真实缺点、真实威胁、真实活动、与真实的进步和胜利，报道出来。
三 真实和负责
这样宽广辽阔的自由活动天地，是不是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意识到了呢？不可否认，我们中间有不少人还没有意识到。特别是在新解放城市中的新闻工作者，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今天可以公开斥责和揭发人民公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可以大胆地充分地报道人民的真实活动，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军队和人民的亲密结合、伟大的人民团结、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毛泽东思想，能够无限制地如实地阐扬，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巨大的解放。在这样大解放的环境中，还有人感到缩手缩脚，“动辄得咎”，这是很可注意的现象。
具有这种心理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种人是根本受了资产阶级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所支配，而不能自拔的。长期沈迷在烟雾迷蒙的沙龙中的客里空们，一下子被放在天高气爽阳光充沛的旷野，是会发生反感的。另外一种人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罗曼蒂克。他们的确不能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窒息的控制，但也为了必须对人民负责的这种限制，而感到苦闷。其实，这两种人的病症是一个，就是不愿接近群众、了解群众，不愿把自己放在群众里面，为他们服务。他们缺乏着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那种做为人民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精神。他们只能在要人的行踪和说话中，从耸人听闻的突发事件中，发现到“真实”，而没有体验到在广大人民不断斗争生活中的创造的“真实”。
把旧社会中那种脱离人民、漠视或违背人民利益的“新闻自由”，看成为更多的、真正的“自由”，把人民做主人的社会中以人民利益为前提的新闻自由，看成为更小的自由或不自由——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根本的观点问题了。这就是剥削者的观点。做为一个有劳动阶级意识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努力来清算这种观点。
同时，《共同纲领》中的“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与“客观主义”是没有丝毫关系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大部分生活还充塞着旧的腐朽的渣滓。一个庸俗的新闻记者，抱着“有闻必录”的态度，可以终日忙于罗列这些未死的现象，而不注视新生的真实，那是对人民没有任何贡献的。
不错，我们社会中的婚姻纠纷和凶杀案件，并没有因为人民政府的成立而忽然消灭。这都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军事和外交的秘密当然也是真实的存在。但是恐怕只有丧失爱国心和责任心的新闻记者才会利用“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这一条款来任意从中取材吧。无原则地“报道真实”必然流于对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投降。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所犯错误的报告中，批评作家左琴柯的话是值得我们警戒的：“……他写了许多东西，都象征着他不善于在苏联人民生活中找出任何一种正常的现象，任何一个正常的典型。”
《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在“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之下，紧接着规定：“禁止利用新闻的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利益和煽动战争”。一面保护做好事，一面禁止做坏事，这就是人民专政的精神。这个精神是每一个在思想斗争前线的新闻工作者必须紧紧把握住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刊登诽谤的新闻，事实上是受着鼓励的（美国法律对诽谤个人罪，经长时间诉讼判决后只处以七块钱的罚款）。至于对整个工人阶级、黑人、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的诽谤，更是漫无限制了。反之，我们的新闻事业对中国自己人民负责和对世界其他人民负责，看成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四 批评和自我批评
假如我们只报道了我们社会中好的和前进的一面，加以歌颂赞扬，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呢？我们应该说，那已经做得不错，新中国极端需要这样的工作。可是那只是“真实”的一部分，也许是一大部分。今天中国的“真实”的另一部分，还是不健全的，妨碍我们前进的。对于这一部分，有责任心的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运用他们的新闻工具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建设新中国的庞大繁复事业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错误、偏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类的毛病。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应该比较容易发现这些毛病，那么揭发和批评就是我们重要的任务。只有糊里糊涂盲从资产阶级宣传的人，才以为在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国家中不允许批评。斯大林在论及苏联报纸上刊登的多量的工农通信员对国家事务和行政人员的批评指摘时，曾这样写道：“只有作为组织力量的工人和农民通信员能够在报纸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无产阶级舆论的表演者和领导者、苏维埃社会缺点的揭发者、和争取改善我国建设的不屈不挠的战士的角色。”
我国工人农民通信员，或甚至工农出身的新闻工作者，还有待于大量的培养，但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已占决定的多数。我们只要肯认真深入群众、反映群众，也就不难发现出他们所遭遇的困难，所痛恶的对象、和他们对于改革的意见。这也是唯一有效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准备。举例来说，揭发和批评一个官僚主义的事件，决不能靠新闻记者主观的印象，必须从直接和间接受到那个事件影响的群众和干部中调查了解，寻找根源，并听取他们对于如何纠正的意见，然后再对照着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加以判断。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有充分根据和提出改革的办法。这种批评是新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在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既不是一个全能的天才，在报道上和批评上发生错误与偏向，也是难以避免的。这就需要虚心学习，学习辩证唯物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政策、学习《共同纲领》、学习自己业务和业务的对象。我们要准备不断接受批评，在发生了错误之后，要发挥自我批评的精神，重新调查研究真实情况，勇于认错改过。唯有如此，方能使我们不断进步和减少对群众可能发生的不良影响。
新生的人民中国给了新闻工作者一个广阔无边的活动领域。《共同纲领》指示了我们共同的方向，保证了我们活动的自由。我们可以报道真实，歌颂进步，暴露敌人，打击罪恶。我们要大胆地、欢欣鼓舞地运用这样难得的自由。只要我们肯学习、肯走入群众、肯把握真实、肯负起责任，我们必能光荣地完成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