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
北京大学　哲军
中庸之道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同历史上的反动剥削阶级一样，狂热地鼓吹中庸之道。他们说：中庸之道是“合理”的，是“辩证思想”，“是我民族伟大的德性之一。”他们说：孔子的中庸之道，“对于我国后来辩证哲学的发展”，“有其很大的影响”，“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如此等等。
中庸之道究竟是一种什么哲学？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究竟为哪个阶级服务？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有必要辩论清楚。
中庸之道是孔子最先提出的。他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论语·雍也》），又说：“过”就等于“不及”（《论语·先进》），要把握住“中”（《论语·尧曰》）。后来，孔子的孙子子思和子思的学生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同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恢复“周礼”，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和偏离。这就是孔子说的最高的“德”——中庸之道的要求，实质上就是要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
从哲学上说，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要永远保持旧的矛盾统一体，永远保持旧质的稳定性。按照中庸之道，事情如果超过旧质的一定的限度（“过”），或者达不到一定的限度（“不及”），都应该无条件地加以反对，只有“中”是最好的，因为把握住这个“中”，就不会走向极端，旧质的稳定性就不会受到破坏了。
本来，一定的质都具有一定的界限，在这一定的界限内，一定的质就能保持它的稳定性。但是，中庸之道却把这种一定质的界限神圣化了，把旧质的稳定性绝对化了。在这里，它把旧事物说成是一种不可克服的力量，是神圣的、永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很显然，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
作为一种历史观，中庸之道就是把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加以绝对化和神圣化，否定社会的革命变革，否定社会的前进运动，主张保守，主张复旧，主张倒退。因此，中庸之道是地地道道的保守派、反动派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事物的质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事物由旧质向新质的飞跃是绝对的。事物的静止是相对的，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辩证法承认事物的质的稳定性，但是反对把这种稳定性绝对化。辩证法认为，矛盾斗争的发展，突破了一定的限度，必然要破坏旧质的稳定性，必然要引起旧统一体的破裂，引起矛盾的转化，引起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的发展，总是新生事物（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不断战胜腐朽事物（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
由此可见，中庸之道和革命辩证法是针锋相对的，说什么中庸之道是对立统一的思想，说什么中庸之道是辩证法，岂不是极端荒谬吗？
毛主席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矛盾论》）在中国历史上，从孔子开始，凡是反动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鼓吹中庸之道。他们鼓吹中庸之道，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维护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
孔子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奴隶制度日益崩溃。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他提出中庸之道，就是为了维护垂死的奴隶制度，反对社会变革。孔子说：“‘中庸’真是一种最高的‘德’了。可惜实行它的人早就很少了。”子思说：“‘中庸’这种‘道’不能被人们所实行，我算是知道了”。（《中庸》）这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面对奴隶制的崩溃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悲叹。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礼坏乐崩”的社会简直糟透了，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奴隶们不断起来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一天天地发展起来，奴隶制的规范——所谓“礼”，不断地受到破坏，这一切都违反了他们说的那种中庸之道。比如，鲁国的季孙、孟孙、叔孙三家，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的私田一天天增加，势力一天天扩大，侵犯了鲁国国君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利益。孔子认为他们太过分了，是“过其所爱”。本来只有国君才能建都城，可是他们三家居然也建了都城，这怎么行呢？所以孔子就指使人想办法把季孙和叔孙的城堡给堕毁了。本来只有天子才可以用八佾之舞（六十四个人的一种舞），可是季氏居然在他的家庙里也用起来了，孔子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所以孔子提出“正名”，要严守奴隶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不可“过”，不可“不及”。所谓“过”和“不及”，都是以“周礼”为标准的。孔子不止一次地说要“立于礼”，对“礼”既不能超过，又不能达不到。违背了“礼”，就是不合乎“中”道，这是不能允许的。因此，孔子的中庸之道的实质是维护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把这种等级制度看成是神圣的、永恒的。又比如，当时晋国的范宣子制订法律，并且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孔子认为这样一来，就使得奴隶不尊重贵族，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会完蛋。他叹气说：“晋大概快要亡了，因为他们没有‘度’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所说的“度”，指的就是奴隶主贵族制度的规范——“礼”。没有“度”，就是破坏了中庸之道。所以孔子提出“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要把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死死地束缚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制度的规范之内。子思也提出：“无反无侧”、“无有作恶”、“遵王之道”（《尚书·洪范》），同样是要人们在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旧制度和旧秩序的范围内，安分守己，不要犯上作乱，不要破坏旧的规范和旧的秩序，不要叛离奴隶主贵族制度的“道”。子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君子”就是指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他们的所作所为，能按奴隶制等级制的“周礼”办事，当然符合中庸之道。“小人”是指那些起来造反的奴隶以及“犯上作乱”的新兴封建势力，这些人破坏了奴隶制等级制的“周礼”，所以是违反中庸之道的。子思骂他们“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中庸》）。对于这样的“小人”，就要毫不留情地用暴力加以镇压。当时郑国奴隶大暴动，奴隶主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屠杀了所有的起义奴隶。孔子对此十分兴奋，赞扬说：“太好了！对奴隶太宽了，他们就会造反；对于造反就必须严厉镇压！”（“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自己不是杀了少正卯吗？少正卯是主张革新的，对奴隶主贵族制度是很大的威胁，孔子说：“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荀子·宥坐》）杀了他，正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度的生存，也正是中庸之道的要求。从以上这些事实，可以看到，孔子的中庸之道，确实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用以维护旧制度、反对社会变革的一种思想武器。
在孔孟之后，宋代的程朱理学也很注意宣扬中庸之道。当时的阶级斗争很激烈，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有的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动摇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象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王安石主张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主张改革，反对复古，他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理学家，就特别强调中庸之道，说什么：“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所谓“不偏”，就是封建等级制度绝对不能有一点偏离；所谓“不易”，就是封建等级制度绝对不能有一点改变。他们用这种中庸之道把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为镇压农民起义制造舆论。针对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他们说：“贵贱之间的等级秩序，是破坏不得的，这是‘天理’，怎么能够违反呢？”（“差等有别，莫敢逾僭”，“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妄图要人民群众安分守己，不要有过分的行动，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秩序和规范。他们也用这种中庸之道来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们指责王安石的新法是“以贱凌贵，以邪妨正”。在他们看来，对旧制度和旧秩序作一点小小的变动，也会危及封建等级制度的生存，也是不能允许的。很明显，中庸之道在程朱理学中，同样是反对革命、反对革新的反动思想武器。
这里要指出一点，就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封建统治者除了利用中庸之道，还对中庸之道不断地进行加工。原来的中庸之道，着重点是把旧质的界限和范围（在孔子那里就是奴隶制等级制的规范——“礼”）加以绝对化，这样来反对质的飞跃、反对革命的变革、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后来又着重发挥了与此相联系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即鼓吹矛盾的调和与折衷，否定矛盾的斗争，这同样是为了反对质的飞跃、反对革命的变革、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这种加工，从汉代就开始了。例如，东汉郑玄对《论语》、《中庸》的注解，就把“中庸”规定为“中和”，即对立面的调和。他说：“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宋代朱熹注解《中庸》，也强调中庸有矛盾调和、折衷的含义，所谓“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所谓“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所谓“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等等。这种加工，归根到底是为了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因为随着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的不断激化，特别是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两汉末年农民大起义，封建统治阶级感到为了稳固自己对广大农民的统治和剥削，除了继续从正面来强调封建等级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之外，还需要鼓吹阶级调和，直接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对中庸之道进行加工并大肆宣扬的原因。
蒋介石也特别重视中庸之道。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一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一面大肆鼓吹中庸之道。他宣传中庸之道是“最精微而亦最实际的人生哲学”，是“很好的伦理哲学和很好的政治哲学”，是“经万世不变之定理”。蒋介石妄图用这种中庸之道的陈腐说教，来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以及他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磨灭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束缚人民群众的手脚，限制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造反，即所谓“各循其性，各得其所，而不相悖”，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军事围剿和鼓吹孔孟之道，这就是蒋介石镇压革命的两手。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庸之道仍然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一个思想武器。在这一历史时期，革新还是守旧？革命还是复辟？前进还是倒退？斗争极其尖锐。反映到哲学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就十分突出。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为我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刘少奇和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了实现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也和历史上的反动阶级一样，把中庸之道作为一个重要思想武器，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刘少奇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写的大毒草《人为什么犯错误？》中就大讲“过犹不及”，把孔子的中庸之道作为他的哲学信条。当我们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在所有制方面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刘少奇急忙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的口号，反对所有制的改造，胡说什么“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出过早”，“过早地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违背进步的。”他也反对文化方面的改革，说什么“搞戏改，不要犯急性病，改的不要过分”，“不能过早地改，不能改得不象了。”所谓“不能过早”、“不要过分”，所谓“不能改得不象了”，实际上就是不准改革，不准质变，不准前进，也就是用中庸之道来对抗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妄图把城乡资本主义永远保存下去。当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行大跃进的时候，刘少奇和林彪破口大骂，发泄他们对大跃进的仇恨。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发疯”、“搞的太猛，出了毛病”，林彪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全部“左”了，是“蚀本生意”、“凭幻想胡来”。他们高喊要向后倒退，“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妄图用“过犹不及”、中庸之道的反动哲学对抗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为他们一伙搞复辟、开倒车大造反革命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斗争更加激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国外帝、修、反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经过文化大革命，涌现出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是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林彪和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一样，对于文化大革命怀着刻骨的仇恨。他大叫中庸之道“合理”，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大好形势说成一团漆黑，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论调，把中庸之道作为他发动反革命政变，向无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一个理论支柱。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庸之道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但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毕竟是不以刘少奇和林彪这些叛徒、卖国贼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庸之道的反动哲学并不能阻挡历史的前进。“人间正道是沧桑”。革命的飞跃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中庸之道的反动哲学一次又一次地破产。正如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断言的：“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当然，刘少奇和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斗争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革新和守旧，革命和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还将长期地存在下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总是企图搞复辟、开倒车。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对于守旧、复辟、倒退的潮流，我们要坚决顶住，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彻底批判中庸之道，彻底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和尊孔反法的思想，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说：“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纪念孙中山先生》）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又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们反对保守，反对复辟，反对倒退。我们主张革新，主张革命，主张社会前进。我们坚信，历史的巨轮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