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白拿”谁的东西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谁“白拿”谁的东西
章华
苏修领导人一贯把苏联对印度的“援助”吹嘘为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无私援助”的样板，是他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典范。一个多月前勃列日涅夫访问印度期间，就不厌其烦地说：“苏印经济合作”是没有比任何东西“更无私的了”，它“没有附加条件”，是为了“进一步帮助印度建立起自力更生的经济”，等等。
但是，前不久，苏联《真理报》评论员尤·茹科夫，在莫斯科电视台的国际问题答观众问的节目中谈到苏联对印度的“援助”时，说法却有所不同。他驳斥了所谓“苏印合作”“对苏联不利”的观点，有根有据地说，苏联给印度的“援助”件件桩桩
“都有报酬”，印度人没有“从我们这里白拿过任何东西”。
应该说，茹科夫先生比勃列日涅夫讲得坦率些。但是，他也只是说出了事情真相的一半。
“印度人没有从我们这里白拿过任何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苏修那里“白拿”东西，印度人办得到吗？人所共知，苏修采取“经援”的手法，扶植印度官僚资本，竭力控制印度冶金、机器制造、石油和动力等重要工业部门。在苏修“援”建的几十个工程项目中，从设计、装备、原料供应到投产计划，都要插手，取得控制权。就拿修建波卡罗钢厂来说，这个被苏修称为“无私援助的典型”，安插了数百名“专家”，他们“拥有决定性的控制权力”，将印度“变成承包商的苦力”，放肆地推销陈旧机器，难怪印度政府也讲几句真话，说印度从苏联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要偿还”，“任何装备都是付了款的”。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倘有人想从社会帝国主义那里“白拿”东西，那不是白日作梦吗？！
问题并不是印度有没有从苏修那里白拿了什么，而是有没有向苏修白送了什么，或者说苏修究竟通过所谓“援助”从印度白拿了多少。这显然是茹科夫之流所不敢回答的。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苏修以“经援”为幌子，从贷款中大放高利贷，从“援助”设备中进行高价剥削，从“援助”要以实物偿还的规定中低价收购产品，从所谓“平等”贸易中大搞贱买贵卖。总之，苏修利用各种手段所牟取的暴利，同白拿有什么差别！据苏修自己统计，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苏修卖给印度的石油和石油制品的单价平均高出向西德出售同类商品价格的百分之三十。而苏修从印度进口的黄麻价格，比印度平均出口价格低百分之三十一。就是这样，印度在接受苏修“经援”的十几年间，欠下的债务日益增加，所付本息逐年上升，据统计，印度负苏债务一九六一年为五亿四千八百万卢比，而到一九七二年已增至三十八亿五千万卢比。据一九六九年《印度快报》材料，仅这一年印度付给苏修的利息就达一亿一千万卢比。印度《观点》周报统计，“印度在获得苏联的每一百卢比‘援’款时，它需要在同一年份里偿还苏联一百二十五卢比”。世界上那有这么高的“报酬”？这不是“白拿”又是什么！
说穿了，苏修完全是以“援助”为名，行掠夺和剥削之实。对此，茹科夫也有一段精采的话。他说：苏联“帮助印度建立工厂，印度将用这些工厂的产品来偿还我们。这是有前途和有成效的合作，因为印度没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应该给这位茹科夫先生记上一“功”。你听，他讲得多干脆：我出钱办厂，你出劳动力，而且是廉价的劳动力，工厂的产品运到苏联作为一种报偿。这就是利用印度的原料和劳动力，听任苏联的掠夺和剥削，把印度作为加工厂，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附属加工厂”在印度的体现。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富源。他们还需要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特多的‘听话的’‘人力’。他们需要东方各民族的‘顺从的’廉价的‘劳动力’。”
苏修大谈对印度的“无私援助”和“重要作用”，可是，奇怪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印度人却越来越不领情了。最近《印度时报》在一篇题为《官员们对印俄贸易协定不满》的文章中写道：“这些协定加重了印度对俄国的依赖”，“使印度被很多国家视为华沙条约国的事实上的第十一个成员国”。印度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照理说，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为了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为了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接受一部分不损害受援国主权、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外援，这是必要的。而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援助国与受援助国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互相帮助的关系，根本谈不上什么“白拿”不“白拿”的问题。如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发展中的国家，其目的应当是帮助受援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摆脱外来控制，改变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不发达状况。苏联在“援助”印度中的所作所为，却没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味道，而是充满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恶习，散发出大国霸权主义的臭气。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感谢”茹科夫先生的一席话，它多少使广大听众看到苏联“无私援助”的实质。